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文稿汇编（10篇）
目录
1.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2
2.民为邦本、为政以德 6
3.九州共贯、多元一体 9
4.修齐治平、兴亡有责 13
5.厚德载物、明德弘道 17
6.富民厚生、义利兼顾 21
7.天人合一、万物并育 25
8.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29
9.执两用中、守中致和 33
10.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 37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①
为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即日起，本报将在“光明论坛·温故”栏目，陆续刊发专家学者解读文章。
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在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首先说到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孔子之口，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中的《礼运》篇。孔子回望历史，认真研究“先王之道”，深刻反思现实，形成了他的这一社会理想。在《孔子家语》的记载中，孔子对弟子子游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
孔子时代，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时代是一个“有道”之世，那时，人们以天下为公。所谓“背私为公”，“公”可理解为“共”，指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天下为公，是人们都修为自己的公德心，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应休戚与共，协同一致，强调要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努力做一个“成人”，做“大人”“君子”。所以孔子主张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害人，弱肉强食。
中国文化以孝悌为根本，强调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中国哲学可视为关于“家”的哲学，以家为本位，由家而国，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孔子主张由孝、悌培养爱、敬，把孝与悌看成“人之本”，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人们由家庭走向社会，中国思想便打通了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进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产生了家国一体的观念。这是中国“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理想追求的认知基础。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孔子还简洁表述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整理的《尚书》中就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说法，诸子百家也大都重视公义，早期典籍有诸如“公者明”“无私者正”“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公生明，偏生暗”之类的表述。孔子的这一社会理想影响很大，历史上这样的类似表述不胜枚举。孟子的“民贵君轻”学说，以及后来“公天下”的主张也都源自孔子。唐代有人说“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大同”崇尚和合，求同存异，这样才能涵摄去取、中和位育。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中华文化道德精神的根脉，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一以贯之，由此影响了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进程，铺染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生命底色。明末思想家说“天下非一家之私”，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凝聚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近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康有为《大同书》提出建立“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孙中山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即“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而契合。100年前，瞿秋白在《赤潮曲》中歌颂十月革命：“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将天下为公的理想真正变成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融会贯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在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也在开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新局面中处处得到体现。***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实现了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再如，我国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交融，紧密团结，守望相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于各族人民的心灵深处。
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早就形成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强调人与人之间、邦国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合作共赢，这都是“天下为公”道德理想的凝聚。***总书记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在迈向数字文明的新时代，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人类社会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过程中，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益彰显出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感召力，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②
近日，***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在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提到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正是进行这种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民为邦本”和“为政以德”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民”对应“神”“天”“帝”。夏亡于桀，殷灭于纣。夏桀商纣仗着“帝”“天”观念，把政权的合法性放置于天命之上，以为其拥有政权是“有命在天”，暴虐其民，导致国灭命殒。夏商的灭亡促使以“小邦周”身份推翻“大邑商”的周初统治者深刻反思，认为王朝命运所系在“德”而不在“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惟有“敬德”，方可“保民”，拥有天下。如果说，“天命”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性、虚幻的政权合法性基础，那么，“德”则是人的内在主体性、合法性基础。《尚书》反复强调统治者要疾敬其德、“祈天永命”。《大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德”是得到人民和土地的基础。土地是不会移动的，人心则会改变，所以，“德”的内涵进一步落实为民。《尚书》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一言以蔽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天命到德，进而到民的转变，是我国上古政治思想从神秘主义到理性主义，从神本到民本的质变性飞跃，奠定了中华政治、中华文化以至于中华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民本已成为普遍的治理思想。老子提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左传》记载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又记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民，是现实中的人。以民为本，就要“为政以德”，顺从百姓意愿推行政治。《道德经》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即是应顺民心之义。《论语》提出“尊五美、屏四恶”的政治主张，其第一条是“惠而不费”，实现途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同样表达了顺应民心之义。百姓最大的愿望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丧死无憾。实行德治，就要满足百姓的物质利益。《论语》主张对百姓要“富之、教之”，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让百姓有稳定的家产，进而推行教育，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德”具有贯通个人品德修养和国家政治的特性。孔子要求统治者加强道德修养，减少欲望，更多地把财富分配给百姓，通过德政让百姓自愿归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儒家思想塑造了把统治者以至于每个人加强德行修养作为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的文明特色。《大学》主张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特别是主张“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奠定了“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正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宝贵文化资源，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更须反复锤炼“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修养，努力做到为政以德，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奋发作为，再立新功。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③
2023年6月2日，***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包括“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西汉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统治政策。汉宣帝时，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吉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天下政令法规贯通，这就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的共同体理念。“九州”的概念最早出自《尚书·禹贡》中，是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地理区域，用于指代中国。“贯”本义为古代穿钱的绳索，古代的铜钱用绳穿，每一千个为一贯，引申为“穿、通、连”义，皆内含统一义。除了物质层面的贯穿外，贯还可以指精神、传统或思想体系的贯穿始终的特质。如《论语·里仁》中称：“吾道一以贯之”。
“九州共贯”以地理观念为依据和前提，“多元一体”则在此基础上强调包容和融合。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概念，“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体皆从文化共同体角度立论，是中国考古实践中解读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在这个多元格局中，各民族各有其历史和文化传统，各成一元。一体是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而在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中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心理结构，就是一直以来“九州”所“共贯”的精神内核。
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多元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多民族交融同时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与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过程相似。但中华民族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其特色，即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分散到多元到结合一体的过程。一个既一体又多元的高层次认同的民族复合体，各民族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奠定了多民族联合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局面。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广袤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这种各民族团结融合，多元聚为一体，就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在一些历史时期中，尽管出现时间长短不同的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根基。“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本保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由此形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和谐相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各自文化的交相辉映，铸牢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成就中华文明的精彩篇章。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④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其中诸多重要元素之一。“修齐治平”与“兴亡有责”两语，分别出自西汉儒学家戴圣所编《礼记》（即《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和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之中。
《礼记·大学》原文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从“修身”到“齐家”“治国”以至“平天下”的递进链条，以贯通一线的内在精神为遵循，形成一套由近及远、环环相扣的政治伦理体系；把自身修为、家庭顺和、国家安泰、天下乐平有序衔接起来，既揭示了古人对现实世界基本秩序的探索，也凝练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识诉求。
“兴亡有责”一语，是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意凝括而来。顾炎武在十七世纪中叶清军入关的背景下，于《日知录·正始》中写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大意是说，保一姓之国，是统治集团的责任；而保天下，关乎民族存亡、文化传承，则是每一布衣百姓的义务。由此而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出自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之手。后人常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每个人都应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都应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凝练地揭示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对国家的一种深情大义，是每个人对家国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强烈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家国同构”特点，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如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忠孝相通”理念，要求每个人都要自觉践行居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基本准则。家国情怀中的一个核心要求，是每一个体应当具备责任担当意识、履行责任担当精神。责任是担当的内在本质，担当是责任的行为呈现。从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责任担当精神始终为中华民族倡颂追求，要求每个人都要明晰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应有的义务，且在实践中能够自觉担当。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要义。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延展。家与国相辅相成、休戚与共。中华文化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华文明主张“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都包含着对个体与他人、个人与民族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体现出对家庭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立场与要求。***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及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在阐述伟大抗战精神时再次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将这样一些重要内容视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优秀文化基因元素，以之涵育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有利于推动这些精神在新时代的赓续传承、发扬光大。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基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孜孜前行、毅然奋发的形象写照，是民族精神不断凝聚、升华的思维结晶。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让我们能够从历史连续性中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让我们更加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让我们始终保持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昭示出每一位中华儿女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展现出每一位中华儿女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既容纳着修身重德、行孝尽忠之仁爱之情，又蕴含着爱国主义、责任担当之民族大义。此种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正在并将继续彰显其当代价值，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⑤
近日，***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论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包括“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品格底色，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卓尔不群、独树高标的内在精神柱石。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意为，《坤》卦是大地母亲的象征，地势广阔，无所不容，滋养万物，君子应效法大地，厚积美德，以宽厚深广的度量和德性承载天下各种事物。“明德弘道”，是根据《尚书》《论语》等经典总结出来的名言。“明德”始见于《尚书》中“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明德慎罚”等句，大意为彰明德行。《大学》对“明德”的阐发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该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圣贤学问之道，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道德品性，使人去恶从善，以达到最圆满的境界。“弘道”出自《论语》中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意为人能积极主动地把道发扬光大，而不应依赖和利用道来满足私心。“弘道”旨在追步前贤、与道同行，勉励后人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来自明其德、进德修身、弘扬正道、建功立业。
明德系立身之本，弘道乃处事之则。明德和弘道兼顾内在超越和外在求索，并通过以德近道、德合于道，实现道德与责任、理想与实践的统一。“明德弘道”须躬身力行，不断强化自身的内在修养，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尽职责、勇担当、有作为、知敬畏。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古人对自身道德修养及人与社会、自然普遍和谐的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已积淀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并成为中华民族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不仅关系个人的荣辱成败，更会形成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尺和思想基础，是经济社会行稳致远、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民族之魂，在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显著特性中，“德”与“道”共同起到了日用而不觉的引导、鼓励、督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上茁壮成长。***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引述厚德载物、正心明道、怀德自重等典故，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用明德引领风尚”。***总书记所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概括提炼和传承发展，也为推进“两个结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和精神支撑，激励人们追求崇高精神、向上向善，锻造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勇气，涵养天下为公、大爱无疆的品德。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塑造了中华文明宽厚博大、求真务实的精神风貌，故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融合创新。自觉践行“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有助于培养自信、自强、自尊、自立的主体性道德人格，为塑造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个人事业成功与否，既取决于智力因素，也同样取决于德行等非智力因素。凡成大器者，皆有高度的责任心、进取心、自信心、感恩心。欲立事，先立德，培养主体性人格不仅有益于完善自身德业，而且将引领自身走上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道路，即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紧密结合起来。
科学把握德才辩证关系，是我们党着眼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其中，政治过硬、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决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才能在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时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顽强斗争；也只有具备了真才实学，确实做到能力过硬、能干成事，才能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和弘扬“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文化传统，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形成社会良好风尚，我们必能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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