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领导在传播系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全体教职工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是新学年的第一次全体教师会。收收心，鼓鼓劲，精神饱满进入新学期。
全体教师会，作为系主任总得说几句话。说什么呢？还费了一番思量。
前面，XX副主任、专业课负责人XX、XX、学生工作负责人XXX、办公室主任XXX以及XXX、XXX、XX三位办公室老师，分别从各自分管工作的角度谈了想法，提了要求，我都认可。他们所讲，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我要讲的，就比较宏观了，着重谈谈工作的体会感悟。
今天的会议，我们增加了老师上台交流发言的环节，这是一次创新。我对我们老师的肯定、赞赏是发自内心的，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老师们投入到教学、培养学生成长成才以及各种活动上的时间精力是巨大而无私的，每每看到学生们的进步、在多种比赛中的获奖，我都不由自主地对我们的老师竖起大拇指。XX、XX两位老师谈了两个专业学生的获奖情况和感想，今后还会有更多老师陆续走上讲台，跟大家分享工作的体会。
我是1983年8月10号来交大报到的，至今整整四十年了。
我们毕业的时候是统包分配，一个萝卜一个坑，提前定好的。我最初被分到了交大语文教研室即后来的中文系，来校报到之前就一个劲地憧憬着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情景，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我被人掉包了，接收单位由语文教研室换到了党委宣传部校刊编辑室，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
离开行政楼之后，走在空旷的交大校园，思前想后，痛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干好工作、用能力和水平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同时，也让我明白话语表达的重要：绝不因为自己的只言片语率性而为给别人造成伤害，一定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现在的毕业生要能应聘到党委宣传部门工作，自然会心满意足。可是80年代初期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国处在拨乱反正之时，宣传工作由于名声不好也在自我反思自我纠偏。“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跟着统战部各行各业有朋友”，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说法。文革中，党有局部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宣传工作跟着失误，宣传工作者往往成为背锅侠。有位老师1986年从报社调到交大宣传部，第二年要评高级职称，可是他拿出来的成果几乎都是在报社奉命采写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大批判文章，而这些政治活动在拨乱反正中被否定掉了，围绕这些主题撰写的新闻稿件自然拿不出手，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怪他吗？不是他的错，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替那个时代背了黑锅。
由此我又悟出了一个道理：做学问决不能盲从，不能违背良知，特别是围着热点打转转，违背事实地做虚假文章。真学问是对真问题的思考与解析，真问题是制约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大家都能感觉到又苦无良策的问题，再过十年八年不管风云如何变化仍然具有价值，仍然觉得当时的思考和分析放在当下也不过时，仍具借鉴性。
最近几年国际传播的研究成为热点，但效果不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宣传的手段、技巧、效果仍然具有惯性，用内宣的思维在做国际传播工作，效果很难达到预期。因为宣传是对观点、理论、思想和价值观的强制性传播，是单向度的，是我说你听，跟灌输紧密联系，很少考虑接受者的兴趣爱好、情感需求，听从、归化、转变，是它的目的。宣传工作在国内有成效，不意味着在国际上同样有效。因此，国际传播中最应该摒弃的就是“宣传”思维，尽管信息战、舆论战、认知战离不开宣传功能的发挥，但它的运作方式、传播手段、所达到的效果，绝不是宣传就能解决好的。
40年来，我从事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校报编辑与新闻宣传；第二阶段，新闻宣传与期刊编辑；第三个阶段，期刊编辑与教学科研。不管哪个阶段，不管工作的重心在哪里，都没有离开新闻传播学科领域，所以有人说我是西安交大唯一一位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耕耘了40年的学者。1993年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创办了全国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最早一批走市场化办刊之路的有线电视专业期刊，后来获教育部优秀期刊一等奖（等同于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年创办了西安交大第一个新闻传播学术平台——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连续五年发布陕西省网络传播十大案例及其研究报告，产生了学术影响，奠定了学科地位；2013年创办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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