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2011年。尽管改编的具体作品并不多,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代的特征。
在“十七年时期”,电影改编的《祝福》成为一支独秀,注重功能性。然而,到了八十年代,电影改编的作品如《阿Q正传》、《药》和《伤逝》开始忠于原著,勇于表达。而在九十年代,电影改编的《铸剑》则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手法,曲艺绵长。这些改编方式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祝福》是一部开山之作,它是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的开端。从创作时代、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创作影响四个方面来看,这部改编作品突出了“功能至上”的特点。
首先,从创作时代来看,《祝福》的改编发生在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的初期阶段。当时,鲁迅的作品已经被广泛传播,改编成电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
其次,创作意图方面,《祝福》的改编旨在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传达给更多的观众。通过电影这一媒介,鲁迅的作品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出来,观众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其中的社会问题。
再次,创作过程中,改编团队注重保持原著的精髓和风格。他们精心选择演员、布景和服装,力求还原原著中的场景和人物形象。同时,他们也对故事情节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改动,以适应电影的表现形式。
最后,创作影响方面,《祝福》的改编为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使更多的人对鲁迅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同时,它也为后续的改编作品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综上所述,《祝福》作为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的开山之作,展现了“功能至上”的特点。它在创作时代、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和创作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表现,为后续的改编作品奠定了基础。
《祝福》创作于1956年,当时正值国内政治形势、经济模式和文化样式“旗帜鲜明”的时期。
在1956年的现实语境中,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稳定,国家积极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加强集体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经济上,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生产,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文化上,中国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弘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在这个时期,《祝福》这首诗歌作品以其积极向上的主题和饱含深情的表达,深受人们的喜爱。它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赞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前景。诗中的美好愿景和对未来的憧憬,与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契合,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动力。
总之,1956年的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旗帜鲜明”的时期,而《祝福》这首诗歌作品正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互呼应,成为人们心中的一首经典之作。
同时,1956年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一历史事件使得中国人对时间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
正如电影《祝福》将故事的时空背景设定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选择意味着对比古今、回忆苦难与思考幸福。导演夏衍解释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了解过去那个悲痛的时代,但只应该为这个时代的消逝而庆幸,而不必再为那些已经过去的人们的遭遇感到沉重和悲哀。”
通过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辛亥革命前后,电影《祝福》希望触动观众对历史的思考。夏衍导演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了解过去的悲痛时代,但不应该为那些已经过去的人们的遭遇感到沉重和悲哀,而是应该庆幸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样的设定意味着电影希望通过对比古今,让观众反思历史的变迁和人们的命运。同时,也希望年轻人能够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不再为过去的苦难而感到沉重和悲哀。电影《祝福》希望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引发观众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待。
电影《祝福》的创作年代决定了它的使命——为当下的时代和政治服务。制作《祝福》这部电影是一项被要求完成的“任务”,甚至上映日期也是事先规定好的。
在创作过程中,文艺相关部门一直在积极支持各个制作环节的开展。例如,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转场事件的发生和“赴苏实践团”的回归等重要素材。这些支持和帮助使得我们的创作工作更加顺利进行。
电影《祝福》最初计划由上海制片厂拍摄,但在选景阶段,桑弧接到了“转厂”的通知,决定将电影的摄制工作交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这个改变对于影片《祝福》的现实意义和最终呈现形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桑孤要求摄制组的全体成员,在局、厂的领导和支持下,发挥高度的创作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克服一切困难,努力争取在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完成本片的制作任务,并在那天献映。
因此,改编电影《祝福》注定是一项政治使命,它展示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电影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种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化电影产业发展的掌控以及文化电影产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诠释。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将上海在民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转移到了北京,《祝福》的“转厂”正是这一变革的具体体现。
1951年,《武训传》受到批判,这一事件标志着整风运动在文艺界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批判的目标不仅仅是电影,还包括其他艺术形式。批判的结果显示,民营电影公司摄制的影片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期望相去甚远,这与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状态不相符。此外,民营电影公司由于缺乏领导,其运行存在着一些弊端,这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1952年,私营电影制片公司开始逐渐转向国有化,这标志着全国电影制片事业正式进入了完全国家化的阶段。
尽管思想引领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要想让中国电影产业走得更好更远,体制建设和技术指导显得更为重要。在1953年,苏联电影部派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小组来到北京,他们的目标是协助中国制定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使得中国电影开始以苏联为榜样,建立了健全的制片生产和事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中国电影也开始对整个电影体制进行全面的调整和建设。这些举措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1954年6月,中国电影工作者访苏代表团以王阑西为团长,前往苏联进行访问和考察。他们在苏联期间深入了解了苏联电影事业的发展情况,并与苏联电影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回国后,他们撰写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他们在苏联学习和考察的经历和收获,并提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电影事业及其它体制建设经验的计划和措施。这份报告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在同一年,中国电影局组织了一支实习团前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进行实习。这支实习团由来自全国各个电影厂的人员组成。实习结束后,他们都留在了中国的“新北影”公司,并在电影《祝福》的制作中担任重要职位。这部彩色故事片的拍摄成为了中国电影界赴苏实习成果的一次重要技术实践和艺术检验。
而《祝福》的制作过程也展示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电影产业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独特阐释空间。
据学者称,《祝福》的摄制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场计划周密的大规模生产过程”。这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相互融合,行政力量的支持使得《祝福》在摄制过程中能更好地调动和利用资源。例如,在拍摄“祥林嫂风中寻阿毛”镜头时,摄制组为了创造凛冽的秋风效果,特地借来一架小型飞机来帮助刮风,为《祝福》提供了更丰富的制作空间。
因此,电影《祝福》的改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形象阐释与输出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这部影片的功能性在于通过诠释“鲁迅的”、“民族的”以及“阶级情感”,来传达特定的思想和价值观。
与原著相比,影版《祝福》在人物关系方面进行了一些改动。其中,建立了阶级群体的划分,这是影片功能性的一大表现。在电影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矛盾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成为了重要的元素。其中,“祥林嫂砍门槛”这一明显改动,隐喻着现实的政治选择。这也是电影《祝福》“功能之上”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所在。
与其他几部鲁迅经典小说电影改编作品不同,电影《祝福》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创作的。它代表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初衷和奋斗方向。电影的改编过程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文艺政策密切相关,它阐释了鲁迅的思想,展示了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同时也突出了社会现实中的阶级矛盾。可以说,《祝福》在当时的电影界独树一帜,注重功能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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