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党员讲党课：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今天，老中青三代妇幼人欢聚一堂，庆祝党的华诞，我感到万分荣幸。首先，对院领导的信任表示感谢！对大家这些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来的路上，X院长给我提了一个要求，要我给大家讲一讲党的伟大和妇幼保健院成立的过程以及我经历过的事情。我想，我一个90岁的老太太，能讲出啥名堂呢？这几天废寝忘食、搜肠刮肚，想了三条，今天就给大家作个分享。
第一，我90年的亲身经历证明，中国共产党确实非常伟大。
党的伟大，可以说出一千条一万条：爬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等，你们学得比我深、知道的比我多，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新旧社会社会治安两重天。
我生于1931年，家住在西兰公路边。公路上经常过队伍，国民党队伍入村无恶不作，翻箱倒柜，搜银两首饰，奸淫妇女，整得鸡飞狗跳。土匪白天当道割包，晚上入室抢劫。我们村严贡家兄弟两个，靠辛勤劳动积攒了近百亩土地，家境算是比较富裕。平时兄弟俩省吃俭用，农忙时连短工都舍不得雇请。1947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晚上，弟兄两个和一家人刚刚睡下，土匪破门而入，把两兄弟捆起来拷打索要银钱。两兄弟宁死不开口，土匪就把他们绑在长凳上，拿出他家织布的筝浇上菜籽油点着烤他们。庄稼人积攒点过活不容易，弟兄两个还是不开口，就被土匪活活烧死了。第二天大年三十，严贡家门口并排停了两具棺材，村上的人都掩面而泣。
1948年，村里到半下午就家家关了门，有钱人家更是惊恐万分。国民党军队通过西兰公路开赴打仗的地方。沿途军纪很坏，经常半夜三更砸门踢门，进门要吃要喝，要求我们给他们炖鸡、蒸包子，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糟蹋妇女。老百姓纷纷逃离家园。阳洪西村东西两个城门，人流像决了口子的洪水往外涌。大姑娘、小媳妇头上包着烂布、脸上抹着锅底灰逃难。我和侄女薇薇、表哥媳妇王风琴、堂妹岁爱四个人当时跑到离西兰公路较远的东西村我姑家避难。
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和土匪，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的乱源，社会治安一夜之间就好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抽大烟的、赌博的、嫖娼的，还有妓女全都不见了。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本事真大！”
第二件事情，新旧社会人的觉悟两重天。
我1948年开始为党工作，按照乾县地下党的指示，参加了党的宣传工作和保护党的物资工作。1949年担任乾县薛录区第九乡妇女主任兼民兵营长，带领青年和妇女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不知疲倦地为党忙碌着。
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整天抱着娃完成土改各项任务，风里来雨里去。有一次去薛录区上开会，路上遇到暴雨，不到一岁的孩子被雨淋得得了急性肺炎。我卖了二斗小麦，买了几颗西药给孩子吃了，孩子好了一点，但没有痊愈。几天后，娃又发烧，我抱着娃准备去县城找他爸给娃看病，晚上住在娘家阳洪村。天快黑时，我母亲抱着娃在院子里看月亮，这时，天空飞来一只喜鹊，母亲指着喜鹊对娃说：“嘎嘎！嘎嘎！”娃也说：“嘎嘎！”一句话没说完，痰卡在了喉咙，一会儿就死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脐带绕颈也没有保住。
1956年，生第三个儿子时，我和爱人都特别重视。我们商量到西安住院生产。爱人提前在西安租了一间房子，我感觉生产时间还不到，就迟迟没去。那时通信手段落后，爱人等不到我，就把房子退了。临近生产，我来到西安，住在人民剧院对面的荣城旅馆。这家旅馆尽管谈不上高档，但毕竟要按天算钱。我那时工资不高，爱人是调干大学生，怎么能住得起旅馆。为这事，我和爱人吵了一架。我埋怨他退了租下的房子，他埋怨我迟迟不来西安。你来我往，越吵声音越大。这时，一位拄着双拐、穿着旧军装的老干部来到我们房间。他问我们为啥吵架？我说，要生娃了，他把租的房子退了，旅馆这么贵，咋住得起？老干部问了我和爱人的工作情况，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住旅馆，就说：“我在附近有一间宿舍，免费给你们住。”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底下怎么能有这样的好事！我问“叔叔，您是干啥工作的”？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打江山就是为了全体人们过上好日子。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当时也没想到给他说几句感谢的话，就收拾东西，叫了两辆“洋车”，老干部坐一辆，我们坐一辆，来到了西北局干部家属院（西安西八路9号）。我们没有带被褥和锅碗瓢勺。老干部说：“我这里铺的盖的用的都现成，你们尽管用就是了。走时把钥匙放到房子就行了。”说完，拉上房门走了。他也没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我们在他的房子里住了40多天。
5月3日凌晨4点，我突然感觉肚子疼。我爱人因为上学没有陪我住在老干部家里。我马上收拾东西往医院走。走到后宰门附近，已经走不动了。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洋车”师傅的灯笼透出的灯光，就喊“洋车”！师傅马上拉着车跑了过来。他问我怎么了，我说要生小孩了。他立即把我搀扶上车，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第二附属医院。师傅一路小跑，汗水湿透了衣裳。我坐在车上，能听见他连续喘粗气的声音。他一直把我送到产房门口，停下车马上去找护士。护士很快出来了。师傅又扶我下车，帮我整理了随身携带的东西并交给护士，这才从脖子上取下毛巾擦汗。我请护士在我的兜里拿出5毛钱给师傅，他说这一段路只要2毛钱，我说您帮我这么大忙，就不用找了。他执意退回3毛钱，而且没有走，直到看到护士搀扶我进了病房，才拉起“洋车”离开。
我住进医院，经产科大夫检查，从早上六点上产床到下午四点多，都没有动静。护士轮换了几班，每一班都对下一班作了详细交代。当班护士要去吃饭，又不放心地到产床前作了一次检查。突然，“嘭”的一声羊水破了，给护士喷了一脸，孩子随机就生了出来。护士高兴地抱起孩子说，小宝宝，你给阿姨洗脸了！
孩子出生后，我立即向单位汇报了情况，随信寄去医院的诊断证明。领导派出办公室主任李志远到西安来看我，带来组织的关怀。
我出院后，又回到老干部家。后来我通过邻居了解到，老干部名叫王杰，是一位陕北老红军，当时担任西北局人事处人事科科长。他当年打仗负了伤，第一次截掉了半截小腿，长期没有痊愈，而且感染成了骨髓炎，准备第二次手术把整个一条腿截掉，所以住在离医院较近的荣城旅馆。我出院后多方打听想感谢王杰老红军，可惜再也没有找到他。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它时不时在我的脑海里过电影。我经常想，王杰老红军与我们素不相识，看到我们有困难就腾出自己的房子给我们住；洋车师傅知道我快要生产，二话没说，跑着把我送到医院产房门口，交给护士才放心地离开，而且绝不多收一分钱；护士尽职尽责，像亲人一样守护着我；单位领导和同事无微不至地关怀我……。这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社会风气、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达到高水平的具体体现。这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明显对比。毛主席、共产党把大爱洒向人间，社会风清气正，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到处充满阳光，人与人即使互不相识，也像亲兄弟姊妹一样互帮互助，这都是伟大的党带给人民的福祉，带给民族的希望。
第三件事情，成立XX地区妇幼保健所。
旧社会妇女儿童生活很悲惨，尤其妇女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封建的政权、皇权、族权、夫权的压迫，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从小就要缠脚，把个好端端的健康脚弄残疾。我母亲那一辈人都是这样。她们从五、六岁开始缠脚。缠脚时在脚心放进打碎的瓷片，再用“裹脚（很长的土布）”紧紧地缠上。放入碎瓷片的目的，是让瓷片把脚心刺破化脓，让脚心的肉慢慢烂掉，以便长成弓形；缠布的目的是固定脚的形状。由于脚心化脓，疼痛难忍，女孩经常坐在水井边上，把两只脚伸进井里，利用水井的低温减轻疼痛。缠脚成功后，女孩都成了残疾人，路都走不稳，但当时的封建文人把这种残疾脚称为“莲”。“莲”分不同等级，大于四寸的叫“铁莲”，四寸的叫“银莲”，三寸的称呼最高，叫“金莲”。“三寸金莲”就是这么来的。封建社会把妇女当花瓶、当玩物。
解放后，妇女彻底翻了身，不仅不再受压迫，而且得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国家制定了《宪法》《婚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从省上到县乡普遍成立妇幼保健院，我们XX市妇幼保健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的。
1976年，XX地区卫生局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给了我们两间房子，妇幼保健院的前身妇幼保健所就算成立了。
刚成立时一共只有四个人，我当所长，工作人员有李玉玲、赵阳和孙厚莹，分为妇保祖和儿保组。我们立即购买了桌子椅子，开展了工作。当时没有开展门诊，就下乡调查农村妇女儿童情况。下到旬邑、兴平调查妇女病、新法接生情况；到XX、周至、高陵重点调查0到7岁儿童生长发育情况。为了提高妇女干部业务水平，举办了培训班，提高基层同志业务能力。
两年后，妇幼所由4人增加到8人，大家齐心协力开展工作，全区14个县都建立了妇幼保健站。
妇幼保健所虽然有编制、有人员，但几年时间只有两间房子。为了解决办公和开展业务的地方问题，我多次找领导反映，地区给了我们5万元，让我们自己找地方办公、开展业务。5万元虽然少，但毕竟有这么多钱。从那以后，我领着所里工作人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找办公地点上。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XX城区，找到的理想地点土地使用费太贵，我们用不起；便宜点的地方，工作不方便，我们看不上。就这样找了半年，也没找到满意的位置。后来我又去找领导，卫生局给我们在毕塬路卫校里面划了一块地。我进去一看，地方狭小不说关键进门出门都要从卫校里面经过，很不方便，就没有要。以后我们又在彩电、中山街口分别找了一个地方，还是感觉不合适。有人建议在西南路边租几间门面房，因为是临时打算也不合适。最后在北大街找了栋楼，大家都比较新满意，与对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准备往进搬时，505集团从中插了一杠。他们出钱多，地委领导也支持他们，把我们又挤掉了。现在看来，如果我们的位置在505现在这个地方，业务可能更好开展。
我们妇幼保健院现在这个地方，是我的后任所长赵阳等同志协调各方最后确定的。XX地区妇幼保健院成立后，为广大妇女儿童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现在的领导班子思想好、能力强，带领大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妇幼保健院已经成为XX市的一张名片。
我分享的第二个问题，党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中国共产党不仅彻底消灭了人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消除了社会乱源，使穷人、妇女翻身得到解放，让全体人民过上了安定幸福的日子，而且对像我这样的农村妇女有大恩。我经常给我的儿孙们说：“党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下面我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党将我从一个农村妇女培养成共产党员、国家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国家急需大量干部，特别是女干部非常需要。
1949年8月，阳洪西村我家一个邻居的女儿叫严玉梅，不识字，当时参加了县里的干部培训班，回来就成了国家正式干部。有一天，她穿着新发的灰布军装，腰里扎一条皮带，戴着解放军帽子，站在一个粪堆上，向农村妇女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因为没有文化，讲不出多少道理，翻来覆去讲几句：“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包办买卖不好，袋里卖猫不好（意思是包办婚姻就像袋子里卖猫，别人看不见，不知道猫长啥样就成交了）。”我当时听了，就特别羡慕，感觉严玉梅真厉害，当共产党的干部就是神气！同时心想，她已经三十几岁了，又不识字，还是解放脚（妇女缠脚后放开的脚），她都能当干部，我完小毕业，有文化，年轻，为啥不能当正式干部呢？
1952年，我爱人南亮被抽调到宝鸡专区（那时乾县属于宝鸡专区管辖）党校进行整党学习。学习完毕，因为思想好、年轻、又有文化，留校当了党校干部。我受严玉梅的影响，一心想脱产当正式干部，就决定到宝鸡找我爱人碰碰运气。之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当正式干部。他没有回我。我知道他心里矛盾，一是怀疑我能不能当干部，二是脸皮薄怕给公家添麻烦。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下定决心，没等他明确回复，就一个人启程找他去了。
我用一斤棉花缝了个褥子，二斤多棉花缝了个被子，把褥子、被子用绳子捆好背在身上，再带了些干粮就往宝鸡方向走。乾县到宝鸡三百多里，其中从乾县南门到兴平的马嵬坡坐的是马拉车。这种车有两个大木轮子，顶上搭了一个木篷，车身和篷子都用五颜六色的颜料刷过，一匹马或者骡子拉着，里面可以坐五六个人。四五个小时后，终于到了马嵬坡火车站。我在马嵬坡坐上火车，又经过五六个小时到了宝鸡。
见到爱人后，他非常惊讶，又有点不高兴，冷淡地说：“你咋来了？”我说我来找你、找工作。他说：“我自己都是大包干吃的大灶饭，又没地方住，咋能养你？”当时大部分干部实行供给制，区上干部由国家包干干部的吃饭和部分生活用品，给一点零花钱。县以上干部实行工资制，定级别，薪金比区干部多。我听了他的话，特别生气，回答他：“我自己能养活自己！”说完，背着我的铺盖卷就走了。
我在宝鸡龙泉巷找了一间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土炕，我把土炕上的灰土清理了一下，把自己背的被褥铺在炕上。没有灶具，我买了一只平底搪瓷大碗，既当碗又当锅，找了两块砖头支起来当灶。每天用手帕买半斤擀面条，在外面拔一点野菜，找一些干蒿子当柴烧煮面条，又捡了个墨水瓶做成油灯买些煤油点灯照明。有时爱人给我带来一个馍馍，我会分几次才吃完。爱人口头上说没办法给我找工作，其实也找了党校副校长洪光远，但没有结果。我这时非常着急，眼看着他靠不住，就自己跑到专区妇联“毛遂自荐”。
我到妇联后，没有战战兢兢地向妇联的办事人员说来意，而是大着胆子直接去找妇联主任。妇联主任叫刘静。我打听到她的办公室后就推门进去了。进门后，刘主任问我干啥，我说我要工作。原想刘静主任会一口回绝，没想到她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又问：“你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完小毕业。”他通过我的介绍已经知道我是党校南亮的媳妇，现在又知道我念了六年小学，看我说话也利索，就说：“现在城市和平原地区女干部都已经配满了，只有山区还需要女干部。麟游县、太白县山区你去不去？”我一听喜出望外，马上说：“我去！我去！太白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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