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
从一盘散沙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2021年
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从一盘散沙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孙英
（2021年5月21日）
一百年前，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和领路人。***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百年接续奋斗中，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总书记还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通过党史学习，深感党的百年非凡奋斗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凝聚力量的历程。这个力量磅礴巨大，推动我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功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尤其是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缔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我们可以从党的百年历史中学习领悟到，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凝聚力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推动完成了这一伟大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先后召开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推动民族工作创新发展，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宪法序言第七和第十自然段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这是“中华民族”首次写入宪法，从根本法的高度确立了56个民族的宪法地位，为中华民族认同、各民族自我认同和各民族相互认同
提供了宪法依据和基础。要深刻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我们可以从学习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这个强大的凝聚力量，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将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作为革命的出发点，来源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而这个初心和使命又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贯穿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为坚定的领导力、理想的感召力、使命的推动力、理论的引领力、情感的向心力、政策的执行力和制度的保障力。这些力量以党的领导力为统领，互相激发、互相支撑、互相叠加，在党的民族工作中形成了强大凝聚力，推动缔结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下面，我从百年党史的四个阶段来分析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
一、救国大业：中国共产党把各族人民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救国大业中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北京、上海、天津、长沙、济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先进青年与汉族先进青年一起踊跃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下，在运动中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我列出了长长的一串名单，缅怀他们，向他们致敬！其中一些人，大家在看《觉醒年代》电视剧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其中，杰出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有邓恩铭（水族，1920年与王尽美一
起创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后任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任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职）、马骏（回族，1921年入党，是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王俊（满族，1921年入党）、刘清扬（女，回族，1921年入党，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著名先驱者）、赵世炎（土家族，1921年入党，是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张伯简（白族，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次年转入中共）、向警予（女，土家族，1922年入党，是中共第一位女党代表、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部长，被毛泽东称为“她是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荣耀先（蒙古族，1923年入党）、
韩乐然（朝鲜族，1923年入党）、龙大道（侗族，1923年入党，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郭隆真（女，回族，1923年在法国入党）、吉雅泰（蒙古族，1925年入党）、多松年（蒙古族，1925年入党），李裕智（蒙古族，1925年入党），乌兰夫（蒙古族，1925年入党），韦拔群（壮族，1926年入党）。这些少数民族早期共产党员都是赤诚的爱国者、伟大的民族卫士，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在各地开展早期工农运动，在“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为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做出了重要贡献。
具体来看，马骏在大革命失败后奉调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于1927年12月被捕，1928年2月牺牲。向警予于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的出卖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被敌人杀害。邓恩铭于1928年12月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坚定表示：“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被捕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他们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的牺牲转化为更加巨大的感召力，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革命的洪流中。这就是在革命征程中，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种力量的激荡与叠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正处于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剥削和压迫政策，使中国各少数民族不仅在国家中没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受到种种剥削、歧视乃至镇压和残杀。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将民族工作作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团结领导各民族，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革命共同体。在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上，李大钊就曾指出，“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领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
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举起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旗帜的政党。
1923年1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张，即“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
（如蒙古西藏）之压迫”。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起草的经过改组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之后，毛泽东多次
提出，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要帮助弱小民族，使他们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强调，民族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凡在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未来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建立统一的政府”。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以强大的民族平等的政策执行力，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如，在广西西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跨越了十一个省，被称为“地球上的红飘带”。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行程是经过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矛盾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红军从惧怕躲避、物质封锁甚至武力袭扰，转变为无私无畏、倾其所有支援帮助，甚至踊跃参军、坚定跟党走，
为保证长征伟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彝海结盟”的故事。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彝海结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功运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典范。再比如，红军经过四川阿坝藏族羌族地区，当地各族群众为红军筹集了1000多万斤粮食，贡献了20多万头牲畜以及大批盐巴等生活物资，被毛泽东赞之为伟大的“牦牛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用双脚用了一年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这才是真正的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了很多故事，展现了红军和各族群众形成的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今天，我讲一个发生在中央红军经过通道县侗寨时发生的一个“猪嘴里吐铜钱”的故事。1934年12月10日，寒风凛冽，中央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的前卫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通道流源村，暂住在流源村西北村口的明月团寨。当时，整个团寨寂静无声，侗寨百姓跑得无影无踪。原来，因为长期遭受军阀及土匪的欺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欺骗，当地老百姓看到当兵的，心里就感到紧张和害怕。所以，为避免再次遭受兵祸之乱带来的痛苦，杨昌雄的奶奶带着当时只有七岁的父亲杨光斌，跟着村民收拾东西躲到了深山里，因走得匆忙，便把一头一百多斤重的肥猪忘在了猪圈里。当时深藏在山林里的乡亲们，心中十分焦急，因为从没见过红军，也不知道这群人是谁，甚至有些害怕这些国民党军队口中的“赤匪”，就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红军快点走，家中或许还能多剩下一些财物。
过了些天，几个胆大的村民返回了寨子，杨昌雄的奶奶也带着杨光斌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却发现大肥猪不见了，顿时放声大哭，想起自己起早贪黑，一年到头好不容易喂大了一头肥猪，现在却被红军杀了，当时是既难过又气愤。过了好一阵，奶奶带着杨光斌在家中四处查看，突然发现灶屋里的炕上吊着一个猪头，伸手过去只听“咚”的一声，那猪头滚到地上，“哗啦、哗啦”地从猪嘴里掉出一堆铜钱来。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两人吓了一大跳，杨昌雄的奶奶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猪头里竟然会吐出铜钱来”！她战战兢兢地把铜钱捡起来，数了数足足有几百枚之多，都够买两头猪了。原来，红军因为补给困难，饥饿难忍又找不到村民，便将杨光斌家的肥猪吃了，在猪头里塞了买猪钱。这样，杨光斌家人消除了之前
对红军的误解，并将此事告诉了周围村民。于是，流源村的乡亲们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是仁义之师。当地村民杨道德、杨通提、杨光慈等主动担当向导，翻山越岭地找近路将红军队伍带出一百多里地。这个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其实，猪嘴里“吐”出来的是红军对百姓的关怀，是鱼水情深的最好体现。如今“猪嘴里吐铜钱”也成了当地代代相传的佳话，红色基因永远留在了侗乡。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强调，“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同努力抗日。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以“共同体”的形式反对外来侵略。
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奔赴前线。在东北有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多民族人民组成的抗日联军，在海南岛有汉、黎、苗等多民族人民组成的琼崖纵队，在云南有多民族组成的滇、桂、黔边区纵队。有些少数民族还组织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如陕甘宁边区的回民抗日骑兵团，冀中、渤海的回民支队，大青山根据地的蒙古族游击队等。另外，新疆各族群众先后捐献了144架飞机，青海各族人民也捐献了大量的银圆、羊皮和军粮，云南各族人民用双手抢筑而成的滇缅公路，吉林延边各族儿女“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血洒疆场英雄的各族儿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事实表明，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同时也表明，没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奋斗，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取得胜利。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对于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作用。因此，党对正确处理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也更加重视了。1947年，我国首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标志着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历史终结，凸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兴国大业：各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
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大业中发挥凝聚作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成了国家的主人。费孝通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时写道：“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
今天回想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如果针对世界上民族战争至今未息的形势来看，不能不承认民族平等是件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根本大事。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民族压迫制度被废除，中国各民族开始进入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繁荣发展的时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时，中央非常重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在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在实践中通过培养和提拔大批熟悉少数民族事务的少数民族干部，以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如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早在延安时期，1941年9月18日，我们党就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学校——延安民族学院。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乌兰夫为第一任院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全国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基于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和使用的原则，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均有少数民族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中央政府领导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云南景颇、傈僳、独龙、怒、佤、布朗、基诺、德昂等“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同时先后成立了新疆(1955)、广西(1958)、宁夏(1958)、西藏(1965)四个自治区和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这期间，党的领导力、理论的引领力、政策的执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众的向心力互相激发，提升了各族民众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增强了国家责任意识、国家认同意识，从而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立即成立了中央一级的民族事务机构，即民
族事务委员会。之后，在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华北等大行政区和一些民族事务较多的省、市、行署、专区以及县级政府，都陆续成立了主管民族事务的机构。机构的设置，为发挥党的领导力、政策执行力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组织民族识别和正名工作，相关部门本着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遵从少数民族人民意愿、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深入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经过近30年时间，我国确立了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其中包括曾经不被认可、受压迫和受排挤的少数民族。由此，各民族全部得到国家正式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平等的一员。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长期探索和反复比较的结果，是尊重长期历史发展并合乎我国国情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独立探索的制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对“大一统”下“因俗而治”政治传统的自觉超越。
在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探索阶段，把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传统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把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合起来，探索区域自治之路，在基层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一致好评。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必须严格防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
另外，我们党始终坚持从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具体工作方针和具体工作步骤的原则。1952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佛教等四个问题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强调，必须充分估计到佛教在西藏民族中的悠久历史及其深入人民的传统影响，以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同时充分认识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国际关系，从而加大重视西藏地区的宗教工作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坚决遵守和执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政策，对纯属宗教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做任何行政的干涉。
尊重各族群众不仅体现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还体现在交往的细节中尊重各族人民的感受，切实把对少数民族群众的真情
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来京或到国内其他各地参观，存在携带礼物向中央、地方首长或领导机关献赠的情况。为此，1953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专门对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不要携带礼物等问题作出指示，对于依照其民族习惯，和领导机关的首长相见时，必须赠送某种礼物（如藏族的哈达等），否则即为失礼者，则应尊重其习惯。并规定：“今后凡组织少数民族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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