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商关系的调研与思考
2023年7月9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依法依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解难题、办实事，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是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不但有利于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和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有助于净化政治生态，促进社会风气根本好转，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极具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政商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亲”“清”二字既是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也是衡量标准，更是路径方向。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商交往“亲”“清”尺度把握不准，一方面是谈商色变、不敢担当的“清而不亲”，另一方面是超越界限、踩到红线的“过亲不清”。
“亲”“清”对立，舍“亲”保“清”。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怕踩“红线”、碰“雷区”，政商交往开始搞泾渭分明、刻意回避，甚至将民营企业家的一些正常诉求也拒之门外，从而使经济增长活力受限，让地方发展前景蒙阴。清而不交，躲避疏远。随着高压反腐的推进，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片面，对与民营企业家交往产生顾虑，担心有瓜田李下嫌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奉行对民营企业家不接触、不交往的行事方式，常常以政策、纪律为借口，对民营企业家正常的约见交流、咨询政策、办理事务等消极应付、退避躲闪，造成政商间的生疏和隔阂，导致一些惠企政策“自说自话”，难以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清而不为，作壁上观。少数干部“微笑不办事，热情不服务”，表面上客客气气，但决策不拍板、遇事先说不，机械化地讲规矩、讲依据，对企业搞“软拒绝”，或想方设法拖延不办，导致“问题始终在解决，但始终解决不了”。有的对企业遇到的困难置若罔闻、不闻不问，需要协调帮助时避责不为，对发现的问题听之任之，致使本可以在萌芽状态解决的问题被放大，造成负面影响。
“亲”而逾规，“清”字难存。应当说，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前政商关系的最常见表现，也是最为人诟病的扭曲变异。这种畸形关系危害面广、破坏力大，不但破坏市场秩序，腐蚀公共权力，也损害政府公信力，极易引起“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亲疏不一，暗通款曲。有的领导干部“看企下菜”，将手中的权力、管理的公共资源用来同本地企业结“人缘”，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采购项目外地商人和区外企业很难涉足，公器私用、妨害竞争。有的领导干部“看钱裁量”，搞过滤性、选择性执法，甚至假借自由裁量权名义违规、违纪、违法用权，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执法不一。有的干部“看事下单”，在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时做选择、搞变通，有利就做、无利则舍，当落实政策的“两面人”。亲而不纯，官商勾结。有的领导干部搞“官商双簧”，与利益相关企业家达成某种默契，通过站台、背书等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收受佣金，或通过“退休后违规在企业任职”捞好处。有的领导干部搞“等价交换”，与不法商人互相各取所需，进行所谓的“互惠互利”的权钱交易、权物交易甚至权色交易。有的领导干部借企捞钱，身边总有一帮私人老板当“取款机”，如影相随“工程队”，巧立名目搞项目，以各种合法名义大搞利益输送、大发不义之财。亲而无间，官商一体。有的领导干部“明官暗商”，通过亲属经商、特定关系人代持、“白手套”等手段当“影子股东”，企图“当官发财两不误”。有的搞“一家两制”，“夫妻档”“父子兵”“兄弟连”各有分工，一人弄权，一人经商，为官者掌控公权力，为商者赚取利润，以官养商、以商谋官。有的与本地商人抱团形成“共腐圈”，以权力为资本“开道”，以利益互换为权力“护航”，形成利益格局相对稳定、利益输送封闭运行的利益共同体，严重恶化政治生态。
二、阻碍亲清统一新型政商关系形成的因素
（一）从整体看，受政治社会、经济转型、制度缺失等影响，导致政商关系出现异化和扭曲
一是政商关系演变具有历史阶段性。在古代中国，奴隶社会直至春秋时期，商人从属于奴隶主贵族，政商关系处于比较和谐的阶段。随着商业发展开始影响农业生产，商鞅变法开始把重农抑商作为国策，从此进入长达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时期。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一批新式商人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民办等形式，不断推动政商一体化，最终形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以政养商、以商辅政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进入特殊的政商关系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民营企业家，现代意义上的政商关系应运而生，政商关系步入重塑期。从政商关系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传统政商关系深受社会政治制度制约，极易因关系太近而导致官商勾结，或因关系太远而导致政府缺位和市场失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制度根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通过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理顺市场秩序，使“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与“看得见的手”的战略性作用相协调，既保证“商”的自主性、创造性，也发挥“政”的计划性、公益性，既让政府有所作为，又防止利益输送，为政商关系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奠定了基础。
二是政商关系异化源自地域封闭性。政商勾结严重的地区往往位置相对偏远，人情文化浓郁、乡土观念牢固，干部交流较少。在狭小封闭的社会环境下，经济实力较强的商人和领导干部互相熟识，亲属、同学、同乡等关系盘根错节，乡情乡谊成为勾连纽带，“人人求我、我求人人”，彼此“关照”、互相“方便”，形成你“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的利益共同体，共同控制区域各种资源。同时，政商勾结严重地区往往产业经济形态单一，市场体系不完善，多数仍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大量资源集中到政府甚至集中到部分领导干部手中，企业需要依赖甚至依附政府扶持才能生存，相对稀缺而又与公权力密切相关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政府投资工程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构建健康良性的政商关系，一方面需要清明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也需要健康的经济生态。在不断优化执政环境的同时，也必须推进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三是政商关系乱象来自制度性短板。政商关系出现问题，表面看是个体之间的钱权交易，本质上是规则缺失，权力行使边界、干部履职边界、商业行为边界等存在模糊地带，给“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和“权力贴现”提供了可乘之机。再加上既有制度执行不到位，对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监督，使部分人能依靠“潜规则”，通过权力不当介入谋取不当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上而下的全面从严治党使政商关系中的陈规陋习得到清理，但谈商色变的清而不为、过从甚密的官商不分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一方面对新型政商关系如何构建缺少具体、配套的制度规范，导致部分领导干部搞不清交往分寸，因“吃不准”而“不敢为”；另一方面“一把手”权力集中现象仍未彻底改变，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就为一些走捷径的老板打开方便之门。
（二）从个体看，“官本位”思想在政商交往中根深蒂固，“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观念影响深远
一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权力观错位。政商交往主动权掌握在“政”的一边，政要疏，商欲“亲”而不得；政不清，商也只能“配合”。有的干部摆不正位置，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企业，把赚取个人功名利益当成主业，将为群众谋取福利作为副业，既爱惜羽毛，也害怕担责，盲目排斥企业和商人，不敢不愿和企业家交往，导致对党中央相关政策理解有偏差、执行有落差、服务有温差。一些领导干部混淆了权力的公私属性，在长期和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滋生“补偿心态”“攀比心态”，控不住贪欲，禁不住诱惑，在“人情往来”外衣下迷失自我，“温水煮青蛙”般地沦为利益集团的“棋子”，最终受人摆布、越陷越深、走上不归路。
二是有的商人存在权力依附心理，经营理念失误。有的崇尚商品交换原则，“给钱办事”思想根深蒂固，认为领导干部不吃饭、不收礼就是“不领情”，不会尽心尽力推动涉企工作。有的崇尚“红顶商人”，把不正当政商关系当作争取发展空间、谋取更多利益的机会，费尽心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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