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三大规律与***思想
同志们：
按照工作安排，今天我讲党课，题目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规律是自然界和社会诸现象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依据、改造世界的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指，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活动和建设的规律，包括理论创新规律、兴国要务规律、执政为民规律、依法执政规律、从严治党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空想到科学以及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和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三大规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这一思想载入宪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我们党面临执政新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聚焦新的时代主题，凝结新的思想精华，总结开创性独创性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8个明确”、“14个坚持”，这一重大思想为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这一重大思想以全新的视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党治国理政新境界、管党治党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必须“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中，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正确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只有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
政党政治是近代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当代世界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运作模式。政党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政党与公民、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它掌握国家公共权力并从事行政管理方面的活动，就会体现出一定的执政方式。执政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执政方式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中政党控制公共权力，实现其公共权力制度化的途径、手段和方式、方法的总称。狭义的执政方式是指政党掌握和控制国家政权的途径、方式方法和授予机制的总称。
执政方式的直接主体是执政党，中国执政方式的直接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由于各国政党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背景、阶级基础以及政党制度的不同又使中西执政方式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了政党执政规律，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所以，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对世界政党的比较研究，弄清楚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从而正确理解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执政方式的内涵及其类型
“执政”一词在《辞海》中释义为掌握国家的政事，“执政方式”解释为掌握国家政事的方式，具体是指执政党对国家政权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对经济、政治、文化组织和社会群众团体实施领导的手段、途径和方法的总称。
一般而言，执政党执政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公共政治权力的运行完全附着于政党之内，可以将之概括为政党决策、政府执行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国家政权机关实际上是取决于政党的需要，是执政党不可缺少的的执行机构。二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即政党实际上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宪法、法律，行政机关贯彻执行这些宪法、法律，司法机关实施监督审察的方式来实现公共权力的运作；执政党提出政策纲领，由其占立法机关多数的党员通过上升为法律并由行政机关去负责实施。三是执政党代替国家政权机关行使职权。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之外，在维持内部平衡的条件下，直接行使本应由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行使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行政化的组织，直接掌握和操作社会公共权力。
在理论上执政党执政方式类型容易区分，但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来看，一个国家的政党的执政方式往往不完全采用单一的形式，而是同时兼有几种类型的特点。由于各国政党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背景、阶级基础、执政党取得政权的途径不同，实行的政党制度不同，其执政模式和执政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即便是同一国家的同一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也不一样。因此，不能用一种模式去套用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党执政方式。即使是同一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执政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保持长期执政，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保证执政的运转有序、有效。
（二）西方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执政就是掌握国家政权，执政党就是掌握国家政权并组织政府的党，这是一般的理解。在不同的国家，执政的具体含义是不同的，这就涉及到各个国家具体的政党制度。西方国家政党执政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其渊源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民主思想，以及近代以来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制衡”学说。现代西方政党思想在上述思想渊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主要精神是：现代政党出现的目的，除了代表本集团的利益争取执政外，另外还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政治选择，让社会公众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多党竞选能够使得权力从低层人民的票箱中产生。我们不可否认，这种选举方式的合理存在，想选出真正符合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上台执政也是比较困难的。当代西方政党都是通过选举获得多数选票上台执政的。在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实行内阁制（或称议会制）的国家，执政是指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通过选举并在议会占有半数以上的席位，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内阁，并担任总理或首相等重要职务。而在美国等实行总统制的国家，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是相互独立的，总统和议会分别选举产生，执政党即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总统所在的政党不一定同时是议会的多数党。在法国这种实行半总统制的典型国家，总统和议会是分别由选举产生，总统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掌握实际的行政大权，政府的组成和解散都是由总统批准或决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出面组阁，由于总统和议会的选举不是同时进行，所以总统和政府首脑可能分属两个不同的政党。
西方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都是通过制定、执行政策法律和选用干部直接或间接参与执政。西方国家执政党主要靠议会中的党团在制定政策和法律上影响国家政权。
一是在政府预算、官员任命等执政方针方面，执政党都要通过掌握和运作议会来通过。一旦某个政党获得了选举上的胜利，上台执政，政府的执政方针就表现出相当大的独立性。执政党在政府制定执政方针上所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无论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国家，总统和政府提出的重要议案都要得到议会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在议案审议和表决的过程中，执政党的议员一般一定会投赞成票。这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表现相当突出，但是总统所属政党在议会中不占多数席位，也要得到其他政党支持。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其少数党政府提出的议案，只有得到议会其他政党的支持，才能保证议案的通过。通常情况下，西方各国的执政党在赢得选举后，组织新一届政府，然后就退居幕后，一般不干预政府决策，更不直接处理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
二是在组织政府方面，执政党通过掌握和运作政府来管理国家。执政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职权论功行赏，由执政党的领袖任命其亲信骨干或帮派成员为政府官员已成为一种惯例。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总统所属的政党一般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实际权力相当广泛，总统直接组织和领导政府，政府只对总统个人负责。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内阁首相（或总理）通常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因此，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在组阁中能发挥作用，通常来说，政府中的重要职位都是由党内的主流派来担任的。
三是在宪政体制方面，执政党通过影响司法和保障司法独立来依法治国。由于西方在宪政方面奉行“司法独立”“权力制衡”的原则，因此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党在上台执政后，司法机关不仅不受政党控制，也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之外。相对于执政党在立法和运作政府方面，执政党对司法的影响程度要弱得多，司法官员也不准参加政党和政党活动。执政党对司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事任命上，总统和首相往往推荐与本党政见相同或相近的人担任主要法官，有些执政党也通过控制宪法委员会和行政法院来影响司法，从此方面来看，司法带有一定的党派倾向。但执政党对司法的影响以不影响司法独立为底线，执政党不会去操纵或控制司法机关及其审判活动，从而保证了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也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特色
通过研究西方执政党掌握和运作国家政权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西方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以间接性为其最主要特征。执政党以既定的、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和制度为依托和支撑，在体制和制度框架内来执政；执政党以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政权机关为中介，间接来实现其纲领、政策和主张；执政党通过组建、掌握、影响和运作国家政权，间接来治理和管理国家。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均不直接指挥立法、行政和司法，而主要通过各机关之间、各机关党组织之间、各机关领导人之间的协调来总揽全局。
中国共产党执政69年来，形成了包括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基础等在内的一整套与时俱进的执政理论，并且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回答了党在新时代怎样更好治国理政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我们党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飞跃，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行动纲领。
一是执政与领导的高度关联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是指党在对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工作的领导中，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而采取的体制、机制、方法、途径和手段的总和。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是党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国家和社会实行领导的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概括地讲，领导方式所涉及的对象、内容和条件要比执政方式宽泛。在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决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又是密切相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个“最”，深刻阐明了党的领导的必要性、重要性、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作为完整、系统、独立的政治组织，领导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社会组织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全部事务。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同构性。这样一种特色的政党属性与政治生态，使“执政”和“领导”具备了更多的内在关联：领导是执政的政治前提，执政是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必然体现。
二是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一致性。执政规律，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定理。***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这一论述明确阐述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标：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了组织和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已经深刻烙上了为争取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而奋斗的历史印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既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和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更是归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性的本质使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体现了亲民、爱民、忧民、为民的真挚情怀。这一思想抓住这个根本执政规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深化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执政规律的认识。
三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党群关系回答执政权力的来源和目的。执政党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执政党获得和巩固执政权力、执政地位的一般规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群关系，实质是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或权力与选票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功利性。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积累了一整套处理党群关系的方法和经验，形成了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这些制度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狭隘性、虚伪性，对于争取选民支持、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群关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党群关系，其实质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四是执政与民主党派参政的统一。***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是以西方没有领导党、“多党竞争”的旧式政党制度为比较参照的，从制度自身来看，它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两大结构性特征，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更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为世界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西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框架下，各个政党之间没有领导关系，虽然多党组阁、政策制定等也体现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主流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的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结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政党制度的结构框架和现实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它通过领导的作用和制度的力量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它们之间主要通过政治协商的“合作”关系而建构政党关系格局，推动社会政治发展。因而，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结构中，“领导”与“合作”是一体两面，二者相互支撑，才能完整地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特征与运行状况。中国政党制度的“领导”与“合作”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元”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显著、最鲜明的体现。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二战后，中国在贫穷落后的物质基础上建立了不同于马克思预见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并且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在总结经验尤其是反思违背经济规律得到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社会实际规律性的新认识。面对新世纪全面深化改革新任务、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科学内涵，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也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一）坚持道路自信，就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提出了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俄国十月革命，不仅印证了马、恩的设想，而且使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社会主义可能首先获得胜利”的论断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色彩。”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使列宁的预言成为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既远远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也落后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而是穿越了一个比俄国十月革命更为狭窄的“卡夫丁峡谷”。如果用比较来说明中国这条道路走得比较成功，最有说服力的对象一个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个是和中国同时期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但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拉美国家。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探索，曾经设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因国内战争爆发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农民的反对，使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危机。列宁果断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提出走迂回过渡的利用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为经济落后的苏维埃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探索出一条正确道路。
列宁还提出,“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据此，他在晚年对社会主义概括出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经济落后国家在政治上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但商品的市场化、生产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是不可能跨越的。斯大林执政之后，很快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开创了始于列宁，成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以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从1924年列宁逝世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下，在国内经济异常困难和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加快经济建设，从1928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英、法、德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生产发展速度居世界之首，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普遍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的优越性。
1917年前，苏联是一个脱离农奴制最晚的落后农业国，虽然号称强国之一，但工业化基本空白。1929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前，苏联制造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5%，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接近美国的一半，是德国的两倍多，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是美国的70%左右。苏联只用短短10年就走完美国100多年的路程，成为世界的工业强国。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和西方进入经济滞胀期。1970-1990年，美国GDP年增长率2.7%，英国2.3%，德国、法国均为2点多，苏联保持在3%左右。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依靠斯大林模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二战后，苏联进一步强化国家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并把苏联一国模式发展为多国普遍模式，造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领导、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高度僵化局面。
斯大林之后，尽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一些改变，但始终没有跳出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框架，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
发展中国家最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拉美地区。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最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地区。18世纪，拉美地区逐步脱离西班牙、葡萄牙统治，走向独立，在受殖民掠夺的同时，欧洲等地大量移民进入拉丁美洲，带来了劳动力和技术。为满足西方工业革命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拉美向宗主国大量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换取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二战后，拉美各国纷纷走上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1950年至1980年年均经济增长5.3%?，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经济奇迹”。
长期以来，拉美国家靠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金，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外部资金占拉美国家投资的比重不断增加。20世纪60年代，拉美外债总额由59亿美元增加到161亿美元，到70年代，外债总额翻了13倍，达到2303.6亿美元。由于外债总量过大，1982年，拉美地区爆发债务危机，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困境，从经济高速增长迅速陷入到“失去的十年”。
199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华盛顿召开了讨论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即华盛顿共识，核心是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收到“华盛顿共识”所期待的预期效果，使拉美走出原来的困境，反而问题重重，社会危机四伏。21世纪初，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4%，10%的富人与10%的穷人分别占有国民收入的48%与1.6%，贫富差距悬殊极大，陷入到“拉美陷阱”。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货物出口大国、重要对外投资国。人民生活水平在实现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基础上，正在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迈进。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道路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也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论断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坚持理论自信，就是不断探索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三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社会主义的产物，既继承了前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从自身实践中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等重大问题，在认识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1516年英国人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设想，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是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分别是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人欧文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圣西门看到了“阶级对立”，傅立叶提出了“和谐制度”，欧文进行了“共产主义公社”实验，但都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去发现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为现实。（1）马克思、恩格斯在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中，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吸收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历史唯心主义，批判地吸收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同时把它们推向前进，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2）马克思从劳动是“唯一价值源泉”入手，把劳动力和劳动区分开来，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发现剩余价值：即一方面具体的有用劳动创造出有用产品，把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另一方面由于支出了抽象劳动，它再生产出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即剩余价值，提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从经济根源上找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依据。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经历了相当的曲折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借助科技革命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了相对繁荣稳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优势。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在探索革新的道路上，则发生了一连串的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1956年以来，社会主义各国纷纷探索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和改革理论。从南斯拉夫不愿完全效仿苏联模式，追求“独自特色社会主义”或称“自治社会主义”开始，社会主义开始在革新中探索前进。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波兰改革实行中央计划和企业自治相结合的方针，扩大企业自主权。匈牙利开始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把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和中央管理与商品关系、市场积极作用有机联系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借“布拉格之春”的时机，贯彻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国家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熟程度。特别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对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多样化存在分歧，加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致使这些国家的改革大都不能成功。
2.什么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首要回答的都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科学、清醒，因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犯了很多“误以为是”的错误。比如，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简单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论述，仅凭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提出今后要把“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作为自己的目的”。赫鲁晓夫继续沿着“超越阶段”的思想急进，1959年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提出“苏联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同样在中国，1956年前认识比较正确。但受苏联影响，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估计发生了变化，认为可以不考虑物质条件，凭借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向前发展，“十五年超过英国。”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20多年时间，中国社会生产力虽然迅速发展起来，但仍然是一个底子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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