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历史已经记住了7月1日这个日子，他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同时也要记住1927年7月23日这个日子，这是一大真正开幕的日子，还要记住两个地点，一个是上海兴业路76号，另一个是浙江嘉兴的南湖。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在北京孕育、在上海制造、在南湖起航，一路搏风激浪，驶到今天，恰逢百年。今天的课程，让我们首先回到100年前，看看什么样的矛盾运动和历史条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看一看这个“作始也简，将毕也锯”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必须看到其产生的前因后果。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必须从孕育她的历史大背景说起。也就是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丧失独立的地位，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就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背景。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以来，列强通过坚船利炮，发动战争，迫使中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了大片领土，还勒索了大量赔款，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些悲剧很“奇异”，“奇异”在哪呢?
“奇异”是马克思的评价。他的原话是：“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其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指的是封建主义的中国，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指的是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陈腐世界的代表奉行的是文明的道义原则，现代社会的代表奉行的却是野蛮的暴力原则!文明与野蛮，同它们的代表者发生了错位。这种错位，便构成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是1995年之后的译文，之前的译文则是“离奇的悲剧”。两个译文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这段论述虽然简短，但意思就直接指出了近代中国的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但复杂的是，这两大矛盾是处于交错状态的，所以就出现了“奇异”或“离奇”的状况。
马克思揭示的这种“悲歌”告诉我们：近代中国，首先要救亡，同时要进步。（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解决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但救亡是救国家和民族之亡，而不是救腐朽没落制度之亡。反对帝国主义，是反对侵略掠夺，而不是反对现代文明。进步，则是主要反对封建主义、解决业已陈腐的社会如何赶上世界潮流的问题。不反对封建主义，特别是不反对君主专制主义，中国就不能进步，就不能融人世界文明大道。中国必须在坚持自己传统文明的同时，摒弃糟粕，吸收世界现代文明，走出一条新的文明发展的道路。）于是，救亡与进步，便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双重任务。
对于矛盾和任务，毛主席讲到，“其矛盾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也就是说，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的牢固，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过上自由、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
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的志士仁人和一些开明势力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解救和发展中国。
19世纪50—60年代，爆发太平天国运动。60—9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一批较为开明的官员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创办中国的近代工业。1898年6月，光绪皇帝宣布变法，但只持续103天就夭亡了。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兴起。1901年，清廷开始实行新政，但为时已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孙中山，以“振兴中华”为口号，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随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lO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在赵凤昌等江浙士绅名流的幕后策划和斡旋下，掌握清廷军权的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合作，避免了革命军与清军的大决战。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宣布退位，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终于结束。
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胜利的地方是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失败的地方是没有提出一个明确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纲领，没有广泛发动并依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领导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所以最终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这个教训使得一些立志为国的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的途径。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途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志士仁人再次寻找解救中国的办法和道路。种种思路、道路、思潮、力量激烈地涌动，积蓄着能量。外来的、传统的、革命的、守旧的、改良的，等等，不时发生激烈的碰撞。最为突出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安徽安庆城西南方向约6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平地突起，故名独秀山。本不过是无名小山，但因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联系在了一起，方名声鹊起。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后改名为独秀的灵感就来自于该山。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发起新文化运动。一年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差不多与此同时，李大钊也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7年1月，经沈尹默推荐、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来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成立编委会，实行改版，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以空前规模得到发展。（《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发起全面挑战。其中白话文的倡导和推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表达方式。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俄国先后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下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很多文化人立即关注俄国的变化，并介绍俄国的情况，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在1898年，上海就出版了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中译本著作《泰西民法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很多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受到世界进步思想的影响，使日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纷纷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影响在哪里呢?第一，使中国人看到了一个现实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呈现在世人眼里的社会主义，已经不仅是学说，而是成了实际的存在；第二，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打了很大折扣，但确实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大增加了对苏俄的好感；第三，苏俄政府以及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加大了对中国的工作，有组织地派人来中国，接触知识分子，介绍俄国情况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特别是十月革命中，在俄国的近50万华工中，一部分人响应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提议，组成了一支2000多人的华工队伍，编入红军第三集团军第29步兵师，命名“中国团”，番号225团。随着一战结束，4万多华工回国，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国内讲述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变化，促使“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声，十月革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所以，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兴起了一股介绍、研究俄国经验的热潮。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翻译、发表和出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各地建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先进分子相继选择马克思主义。
（三）五四运动的爆发。
鲁迅1923年出版的一本批判小说集《呐喊》，被称为惊醒当代寂寞文坛的呐喊，五四运动，就是近代中国一声巨大的、震醒国人甚至震动世界的呐喊。五四运动，直接源自中国山东问题。长期以来，许多人、许多教科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英美，其实，祸首应是日本。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始持中立态度。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大战期间，日本借应协约国邀青参战之机，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并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迫使其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允诺日后承认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利益让与日本。
1919年1月至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根据国内研究的结果，提出7项议题，其中以直接归还山东和取消“二十一条”为迫切要求。然而，日本全然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的事实，蛮横地要求无条件接管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的一切其他权利。英、法战时即与日本签有密约，美国虽曾为中国说话，并设法斡旋，提出了多种方案，但为避免会议破裂，最后也屈从于日本要求。列强一致向中国施压。同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巨头作出最后决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放弃以与日本”。
消息不断传到国内，引起社会高度关注。5月3日，1000多名学生代表举行大会，声泪俱下，要求拒签和约。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下午2时，学生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前往各国驻华使馆区东交民巷，向多国使馆递交陈词，遭到拒绝。学生等候无果，就前往外交部和曹汝霖（时任内阁交通总长，因在外交部时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人借钱，还是二十一条谈判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卖国贼）住宅。随后发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原先观望的警察随即干预，拘捕了32名学生。
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开始总罢课，要求释放学生。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并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向列强说“不!”（拓展内容：由于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山东问题未能在巴黎和会上得到解决。于是，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经过30多轮艰苦的谈判，于1922年2月4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山东问题基本依照巴黎和会的中国方案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五四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的标志。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文在中国的传播和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所以，党史和近代史均界定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诞生
五四运动后，国内的政治气氛更加活跃。组建各种团体，并进而成立政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也是孕育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本无现代政党。
（一）早起党组织的建立。
中国古代倒有“朋党”一词，那时的所谓“党”，有结党营私之意，是贬义的。但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政党理念传入中国，一批进步人士认为，为了监督政府，改造社会，必须建立政党。为了与贬义的“朋党”相区别，开始都叫“会”“社”，后来逐渐使用“政党”概念，并说明了政党与“朋党”的区别，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认为，要改造中国，就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资料表明，早在1912年3月31日的《民权报》上，就曾刊登了一则《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启事。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曾出现过多个“共产党”，虽然具体数目已经无法考究，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920年初，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公开号召仿效俄国，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相传，同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李大钊用骡车送陈独秀去天津转上海，两人在车上商讨了成立共产党的事宜。后来，便一直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遣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商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给予具体的帮助。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了东亚书记处，在若干城市建立起革命局，形成了一个组织系统，专事开展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0年8月，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逐步增加。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党正式成立之前，这些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先驱者。过去党史上曾经统称这些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但其实，当年并没有多少组织叫这个名称。如上海的党组织，一成立就叫“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所以，现在我们党史上均改称它们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当时，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三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四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1916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五四运动杭州学生领袖）书记）。这些斗争活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二）排难历险齐聚上海。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一位化名为安德莱森的外国人，搭乘“阿奎利亚”号（***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于6月3日来到上海。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秘密取得了联系，通过多次约谈，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判断条件已经成熟，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同时，考虑到各地代表开上海的路途遥远、经费困难，便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为每位代表寄出100元当做路费。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另有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会。根据当时一份档案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2日才到上海”。居住在上海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私立博文女校。因为当时的通信和交通条件制约，全国代表聚在一起很不容易，这里还是给大家从另一个侧面介绍一下这些平均年龄28岁的代表们：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24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是代表中第一个达到的。他一到上海就直奔环龙路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和李汉俊，他是这样描述两个人的“李达是一位学者气息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他的简短言辞，有时硬的像钢铁一样”“李汉俊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以或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特别有兴趣。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来到博文女校，环顾同仁们，有一位湖南年轻人走进了他的视线，在《我的回忆》中，他描述对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泽东身着长布衫，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健谈好辩，与人闲谈常设计陷阱，让对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的政治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激烈摩擦。同为北京代表的刘仁静实在6月底才动身，参加完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后，才到上海的。
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那个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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