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给予全社会一个全新的标识性概念。2023年9月7日，***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9月8日，***总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从理论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立足东北地区转型发展的紧迫性，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实践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这是科技创新命题，也是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命题。现阶段，我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3］基于构成要素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能级演化当中。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实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解蔽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本质要义，剖析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互动逻辑，进而寻找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必要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为的体系化、系统化理论支撑。
生产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概念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工资”部分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4］123在“私有财产的关系”部分指出，“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4］175，176这两处所讲的“生产力”仅是泛指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和“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5］两个方面。这是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对如何界定生产力内涵作出的初步探讨。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是双重关系的表现，“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4］532在此双重关系中，“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4］53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出“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6］37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5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劳动二重性的视阈，将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来研究，指出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会形成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这表现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指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的统摄下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生产力是由多要素构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系统，可以称为生产力系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53可见，生产力系统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四大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区别。这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实践的主体，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一切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劳动对象和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工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实体性要素，是其他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物质承担者。科学技术知识是劳动者对生产实践运行规律的认识结果，其反过来规定着生产实践的进行方式。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实践中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方法。如《资本论》中提到的分工、简单协作和机器大生产等作业方式。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力系统中的渗透性因素，通过改善实体性因素的质或它们之间的联系状态而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劳动者通过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能够发明和改进生产资料，发现和创造科学技术，创新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并由他们使用来完成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增长及其功能发挥内含并体现着特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知识的飞速发展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能够提高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生产资料和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的实际水平。组织管理方式的专业化和有效性，通过规范并调整生产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发展，能够提高和改进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程度。
生产力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处在“旧质”瓦解和“新质”逐步形成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8］这说明生产力要素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生产力系统原有的生产要素会不断优化。具体来说，劳动者质量的增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有效提高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改进和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自然力向生产力的转化，会形成低成本的生产力；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会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现代化，也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是指新的生产要素会不断加入生产力系统。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是基本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管理、技术和知识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通过资本组合在一起，即“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9］，从而创造出远超此前一切世代的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就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同时，数据和数字技术会赋予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新的内涵，而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就会进一步构成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10］43，“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533从根本上看，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涉及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环节，还包括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即财产关系、劳动关系和交换关系等。更进一步地，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决定着政治、法律、文化等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生产力通过对生产关系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观念形态以及整个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一旦发生变化，就“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4］613，从而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597，最终推动人类社会从一个形态迈进另一个形态。总的来说，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的不断发展是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更迭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形态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从长时期来看，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可能会导致社会革命，从而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要经历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在一定时间段内，生产力发展未必会引起生产关系立即变革。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时，它就会继续存在；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到产生质变之前，生产关系也不会产生质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592在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规定的限度内，如果人能够正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局部地调整生产关系，以便更好地适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0］691的历史规律的否定，而是说明，不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变革生产关系，都要兼顾主体向度的考察。从中国实践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革生产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上层建筑，是我国实现经济赶超和保持经济健康的一大法宝。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1］370***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12］当前，我国生产关系虽然在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是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必然要求与之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我国需要提高战略思维、坚持长远眼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发展命题，又是基于经济和社会系统工程的改革命题。
二、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质的跃迁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能级跃升。新质生产力的起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阈看，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指的是新性质、新特征、新功能、新领域和新规律；新质生产力中的“质”，指的是现代化人才、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和海量的数据及信息；新质生产力中的“生产力”，指的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概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的生产力，并由此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关键“经络”。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生产力的质的跃迁，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关键。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渐进性与继承性，后一个阶段生产力脱胎于前一个阶段生产力，是对前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否定之否定”。“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截然不同。传统生产力是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技术基础，以劳动、资本和土地为主要要素，以机械化、电气化、化石能源为主要动力，以产值是否增加为衡量标准，具有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和不可持续等明显弊端。新质生产力是以在信息革命基础上孕育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为基础，以先进技术和数据为主要要素，以数字化、绿色化、共享化、协同化和国际化为发展趋势，以能否推动产业创新，以及能否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为价值尺度，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代际和谐等鲜明优势。近几十年以来，信息通讯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新技术相继涌现，它们不仅各自发展、各自积累，而且日益融合、相互支持，共同建构起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机器体系。正是这一机器体系推动我国传统生产力向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升级、持续进阶，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上：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数字化。高新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快速增长，促进了人的数字化思维和素养的加快形成，以及人的数字化的全面发展，从而带动了包括程序员、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等在内的数字劳动者的大量涌现，同时促进了如阿尔法折叠、聊天机器人和ＣｈａｔＧＰＴ等新的人工智能体的相继问世；另一方面是劳动对象的智能化、劳动资料的虚拟化。高新科技的里程碑式进步，引发了包括智能传感设备、工业机器人、光刻机、云服务和工业互联网等在内的数字化劳动资料的爆发式成长。与此同时，促进了以高链接性、强渗透性和泛时空性为主要特征的数据、信息等数字化劳动对象的海量式聚集。从新质生产力的结构逻辑看，“高素质”劳动者和“新介质”劳动资料采取采集、编码、存储和赋值等方式直接作用于“新料质”劳动对象，不仅能够打破传统劳动的发生场域和时空场所，从而提高劳动效率，而且能够推动资源要素实现快捷流动和高效匹配，促进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开启全方位重构，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发生质的飞跃。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总书记两次谈及新质生产力，提到的关键词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13］30等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和综合效益好等鲜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产业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14］等产业，具有创新程度大、技术密度高和发展前景广等重要优势，是实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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