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发展拔尖创新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了“三位一体”的系统部署，并鲜明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体现了对强国崛起规律的深刻洞察。从世界范围看，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关键往往在于率先掌握了科技创新主动权，率先取得了重大原创理论和核心技术的突破，而突破的产生来自顶尖人才，顶尖人才的集聚和培养归根结底要依靠教育、要依托大学。1962年，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提出了著名的“汤浅定律”，认为近现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从意大利开始，经英国、法国、德国至美国，经历了四次转移；与此相呼应，自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近现代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也经过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转移的过程，而高等教育中心形成于科学活动中心之前，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其背后的逻辑正在于此。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整体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均值高”“方差小”的特点，即学生在知识和技能掌握方面的平均水平较高，这是我们的重要优势，但拔尖人才相对较少，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特别是需要颠覆性创新时，这一短板就明显暴露出来。折射到科技创新领域，当目光投向从“0到1”的突破时，就会发现在当代我国对世界科技的突破性贡献屈指可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重大原始发现、原创理论还远远不够。近几年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遇到的“卡脖子”问题，也是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的一种反映。其根本症结就在于源头创新的顶尖人才不足。斯坦福团队2022年10月发布的最新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中，美国入围科学家78 014人，占总收录人数的近40%，我国（大陆）虽在全球排第5位，但却仅有7795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短板。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美国对我国经济、科技的打压遏制持续升级。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社会各领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愈发强烈，探索能够实现“从 0 到 1”范式突破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不仅是关系到“两个大局”的破局关键，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命题。
一、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已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
我国正式提出“拔尖创新人才”最早要追溯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1]；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切实“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土壤之上，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1. 我国已建成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非凡的进步，由过去曾经文盲率高达90%以上发展到现在进入了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的奇迹。《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9所（含独立学院164所），在学总规模达到465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其中在学研究生365.36万人，含在学博士生55.61万人，在学硕士生309.75万人。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国家对教育的高投入密不可分。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全国GDP增长速度。从2012年起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总量达到4%的国际水平线。《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显示，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61 344亿元，国家财政性投入48 478亿元，占GDP比例为4.01%；其中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16 397亿元，比上年增长6.2%，在各级教育经费中增幅最大。这足以看出我国大力兴办高等教育的决心，也体现出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
当前，从体量上看，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而且正在向强国迈进。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先后实施“211工程”“985工程”，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在普及化大发展的同时，下大力气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内涵式发展，在各大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大学的位次都有明显提升，也侧面反映出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尤其过去10余年间，以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快速兴起，除此在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还有多所定位于高水平、研究型的新型大学陆续谋划筹建（见表1），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优质资源，引进高端人才，站在科技前沿，努力在短时间内形成冲击世界一流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在《自然》杂志发布的2021年度年轻大学自然指数中，南方科技大学排在第2位，西湖大学成为上升最快的25所年轻大学中最年轻的一所，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赛道。
经过了几十年的量的积累，我国高等教育向着内涵式、多样化的方向纵深发展，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具备了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宽广平台。
2. 我国已形成上下一致的强烈改革共识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最初起于高校的自觉行为，经过学界的理论研究与探讨，最后在政府层面形成指导性政策和系统性方案，通过“先民间，后官方”的发展路径，达成改革的一致共识。
起步于1978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首次探索，通过打破常规选拔培养天赋卓著的青少年，输送出诸多出类拔萃的科技人才，类似的少年班还有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开设；此外，各类“英才班”“创新班”“实验班”模式也相继出现，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设数学英才班，招生范围前移至高二学生，并以综合测试、专业测试作为主要录取依据；清华大学进一步推出“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进行本博贯通培养，招生对象进一步前移至初三学生，全国统一高考不再作为选拔环节；2022年，西湖大学正式启动本科“创新班”改革试点，首届面向浙江招收高二、高三考生，旨在精准选拔对基础学科有突出潜力和兴趣的好苗子。来自高校的主动试验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国家层面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为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在2009 年出台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 1.0”），围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5个专业，选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19所大学进行试点，构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专门通道。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在前期十年探索的基础上启动实施拔尖计划2.0，实施范围从原有5个专业扩大到基础理科、基础文科、基础医科领域，两年遴选了60所高校建立了199个基地，在选拔、培养、评选环节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广泛掀起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革命”。2020 年，教育部又在全国36所高校试点实施“强基计划”，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评价的招生模式，使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再上新台阶。
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我国从政府到高校对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都有着强烈的意愿，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为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3. 我国已拥有体量丰厚的人才科技支撑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关键一环和重要体现，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相辅相成、有机互动。我国目前无论是人才队伍建设还是科学技术发展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在体量上均已排在世界前列，有丰厚的储备和扎实的基础，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奠定了可靠的基石。
人才队伍方面，一方面，我国2022年仅博士毕业生人数就达6.62万人，每年STEM博士毕业生在2007年就已超过美国[2]；2022年我国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604.10万人年，居于世界首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留学热和近年来出现的回国潮也为我国人才队伍建设注入了澎湃活力，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656.06万人，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而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超过423.17万人。特别是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引进支持政策的实施，吸引了一大批高端人才回国发展，在科技、教育、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发展进程。
科技发展方面，我国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速和规模在世界上都居于前列，尤其过去近十年，在R&D经费基数较高的基础上仍然保持两位数增速，2022年，我国R&D经费已达30 870亿元，投入强度为2.55%，虽然尚未达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国3%以上的水平，但绝对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达11 951亿元。我国的各项科技指标也已开始领先世界，2011—2021年，我国高被引论文数4.99万篇，占世界份额27.3%，仅次于美国[3]；我国的专利规模和产出效率也在稳步提升，截至2022年年底，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21.2万件，专利有效量已位居世界第一。
二、世界范围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经验启示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流大学普遍以高层次精英人才培养为育人定位，充分发挥师资优势和研究特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调科教融合与产学协同，培养卓越的科学家、业界领军人物乃至社会领导者，为我国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1. 明确定位，围绕办学理念确立育人目标
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根据其独特而清晰的立校理念、办学定位确立育人目标。如开启研究型大学先河的洪堡大学，依据“研究教学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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