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原主任何发理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2024年02月29日
何发理，男，汉族，1954年1月出生，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干部；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副处长（正处级）；省林木种子公司经理、省林木种苗工作站站长；省林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省环境保护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2017年3月退休。
2021年3月，何发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陕西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10月，何发理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22年4月，何发理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何发理案是陕西省近年查处的生态环保领域的典型腐败案件，其本人也是退而不“休”搞腐败的典型代表。在职时，何发理把手中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退休后，何发理仍沉溺于权力带来的“甜头”，大肆收受财物。权力的余温或许会带来一时的安逸，但贪婪地伸出“黑手”终会付出沉重代价。
亲清不分，丢掉质朴本色
何发理出生于1954年，他曾用“农家出身、孤身进城”形容自己早年的境遇。1977年，何发理大学毕业，本打算回洛川老家当一名果树技术员的他，赶上统一分配工作，顺利进入陕西省林业厅造林处工作。凭借农家子弟身上的淳朴本色和实干精神，何发理多次被委以重任，年仅30岁就被任命为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成为正处级干部。
在组织的培养下，何发理的岗位越来越重要，先后出任省林业厅造林处副处长（正处级）；省林木种子公司经理、省林木种苗工作站站长。1992年，38岁的何发理被提拔为省林业厅副厅长，成为当时全省为数不多的副厅级年轻领导干部之一。
职位的升迁使得何发理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2003年3月担任省环保局局长后，何发理很快成了一些不法商人重点“围猎”的对象。他们以金钱开道，竭尽所能与何发理拉关系、攀感情、套近乎。
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让何发理有些飘飘然起来。他心中的天平不断失衡，开始追求看似更加“光鲜”的奢靡生活。“吃点喝点成了习惯，拿点用点成了自然，一步步走上不归路。”何发理在忏悔书中坦言，一些商人老板大把大把花钱、大手大脚消费，一方面撕裂着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吊着他的胃口，“对老板们的礼金红包来者不拒，想给子孙留点‘家当’。”
价值观出问题，根子在拜金主义和奢靡享乐思想。“看着商人老板们住别墅、开豪车，一掷千金消费，无形中触动着我的神经，使我骨子里的朴实品格开始软化，把自己混同于不法商人，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与不法商人相互利用。”何发理交代说，从一开始接受吃请，到逢年过节收受礼品礼金，再到收受上百万元的房产，他来者不拒、习以为常，甚至到退休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任由私心蒙蔽了初心，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
与何发理相交甚密的商人索某就是较为重要的一名行贿人。早在担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期间，何发理便与索某相识，当时，索某的公司打算承包一块林场搞木材采伐，需要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增加指标，在何发理的帮助下，索某顺利拿到指标。
两人越走越近。“他看我办事果断，肯帮忙，便逢年过节都送上礼品礼金。”2003年，何发理生病住院，索某跑前跑后帮忙找护工、联系医生。这种“情感捆绑”让何发理深受感动，“我感到他理解人，靠得住，值得深交。”此后，在得知索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牟利时，何发理也予以默许。
据统计，何发理先后收受索某所送人民币507万元、美元3万元，以及一辆价值50多万元的越野车。其中，何发理在2011年以购买商铺为名，单笔便向索某索贿500万元。“这种扭曲的人际关系，让我的廉洁防线全面失守。”何发理被留置后才醒悟过来，商人的投资总是逐利的，他们即便不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做事，但打着自己的“旗号”去找相关部门要求给予关照，有时也是管用的。
自走上领导岗位，何发理的父母就经常教育他，“别人的东西不能要”。何发理说，两位老人虽然识字不多，但一辈子勤劳知足、诚实善良、不奢不贪，而自己却在拥有了权力之后，丢掉质朴本色，“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和重托，对不起父母。”
底线不守，治污者变成“污染源”
渭河被誉为陕西的“母亲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以造纸厂为主的工业污染源，严重破坏渭河流域陕西段的生态功能。
2004年，陕西全面启动渭河治污计划，工业污水排放量超标成为整治重点。在媒体当年的报道中，时任省环保局局长何发理用“关、建、治”三个字，畅谈自己的治理思路。所谓“关”，即关停不符合标准的造纸企业。
事实上，这不过是何发理搞的一套“双标法”。在治理渭河流域水污染问题过程中，何发理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罔顾省委省政府关于渭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决策部署，一面以“雷霆手段”关停未给其行贿的高污染企业，向外界释放“不手软、敢下茬、下硬茬”的决心；另一面借“环保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之名，对与自己有利益勾连的企业“大开绿灯”并任其继续污染环境，在全省环保系统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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