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中共历史上的著名三问及其历史意义
我们常说“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怎么才能“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呢？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善于审视和检查自己，善于从“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人民之问”中，来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来对待党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著名的三问，当然这个三问的版本并不一样，就以我们选择的这三问作为一个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内容，从中汲取力量、智慧和精神营养。
一、窑洞之问为惊天之问，也是共产党根基之问
问是什么？问是一种思考，问是一种审视，问是一种惊醒。1945年7月，为巩固全国民主团结、促成国共谈判，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员造访延安。虽然只有5天时间，但中共领导人的朴实稳重，红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让黄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认真考察之后，既有些许兴奋，也有一些疑虑。为此，他在窑洞中有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一番长谈。
黄炎培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就干脆果断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感慨地说，“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压迫、反抗、暴力、推翻、新建、压迫、反抗、暴力、推翻、新建……”这样一个循环史，也叫历史规律。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不但没有使江山稳固万世，就连二世也没有到头；大汉历经“文景之治”、武帝称雄，最后被王莽篡权；大唐有了贞观之治，有了“开元盛世”，也难逃中唐的混乱和最终的出局。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那么，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执政者，有没有办法跳出这个魔咒？能不能打破这个历史循环？历史拭目以待，人民拭目以待。
1、处在人民中，执政者不成为人民的对立面
习总书记为何要在全党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何把这次党史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密相连？执政党如果脱离人民，就极其容易走上人民的对立面。总书记强调，“最大的政治就是民心向背。”他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是争取人民、教育引导人民、发动和依靠人民的成功史。让党存在在人民群众中，让党员干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始终戒惧和敬畏人民，这样的党才会健康。党风不正，党群关系紧张，就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2、尊人民为大，执政者不骄傲不膨胀不怠政
中国古代就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习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在十九大报告中写道“大道将行，天下为公”。始终心里装着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如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打黑除恶，这些都体现了人民为本的执政风格。以前，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极为清醒地提醒自己：“不要学习李自成”，“进京赶考，要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共产党以“救国救民为初心”，一路走来，从找到“民主新路”，到坚持“两个务必”，再到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取得伟大成就，破解了旧社会旧制度导致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总书记就十分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3、共产党江山稳固的根基在人民，前提却在党自身的过硬
***总书记反复讲，“打铁还需自身硬”，他形象深刻地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四个不容易”是历史难题，也是时代课题。但惟其难解，方显共产党人英雄本色。破解“四个不容易”，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现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
二、少奇之问为扪心之问，也是共产党自咎之问
即便是时光的河流淌过了76年，回望滋萌于巍巍沂蒙的“少奇之问”，依然振聋发聩。1942年，山东沂蒙根据地被日寇封锁、蚕食、压缩为“一枪就可以打穿”的狭窄地带，山东党的工作陷入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这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吗？是不可改变的客观现实吗？共产党人从来不会归罪外部，而是善于从内部寻找问题的症结。面对困境，刘少奇权时救急，昼夜调研，他自问也是发问：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凡是结果都有原因，凡是原因都有结果。
经过发问，打破砂锅问到底，深挖出工作不良的原因：没有取得对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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