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习党史——在学习党史中寻找答案
关于党史，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知道一些的，如1921年建党、南湖红船上的一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常识类的知识点。但如果深究一步，1921年建党后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等最早一批领导者经历了什么，党的一大后革命怎么样了，为什么有井冈山根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如何，也许研究的人就不多了。我们常常讲“读史使人明智”，但因为年轻，总没有多么深刻的感悟，爱学历史的年轻人还是少数。至于我们年轻党员，认真学党史的也就更少了。单位的多数党员，对于经常听到的大道理，如讲政治、有信仰、为人民服务等等，总是听得多，却因为并不深入理解而缺乏一份敬畏和笃信，也自然谈不上言行上的坚守，只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但内心总有疑问，中国共产党明明就是靠着这些大道理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啊，所以这些大道理一定不是空话，既然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那何尝不认真学习下党史，看是否能找到答案呢？恰巧近期上级下发了最新版的《苦难辉煌》，我们每名党员都要进行学习，我们将在党团日开展“党员讲党史”活动，前期，副书记为我们讲了周恩来的事迹，给我们开了个好头，我相信党员同志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地会找到了自己心中追寻的答案，或者说启发。也许随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会有更丰富的答案、更深的感悟，甚至对同一事件、同一问题会有新的理解，且学且品吧！下面我就围绕十个“为什么”，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第一，为什么要有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总书记提出的“四讲四有”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讲政治，有信仰”，如何评判讲政治，讲政治究竟讲什么，答案是“有信仰”。作为共产党员，我们的信仰就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有的人不理解信仰的含量，我跟大家分享朱总司令的两个故事，希望大家能从中找到答案。第一件事，朱德入党。朱德曾是滇军的准将旅长。1922年8月从四川北上到上海找陈独秀要求入党，结果因为他的旧军阀经历被拒绝了。换作一般人，肯定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何况当时的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还是个不成气候的小党。但是，朱德打听到中共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于是从上海坐船到法国，在马赛登岸后听说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和周恩来去了德国，朱德又从法国追到德国，最后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入党的考量估计很少是为了信仰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入党之前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也正因为此，我更钦佩朱德的千里入党之举。而这个行动背后，反映的是朱德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绝对信仰，为了信仰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格。第二件事，朱德率领部队火种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南昌起义”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建军节定在8月1日也不是随随便便选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位元帅中的8位、10位大将中的6位都与南昌起义紧密相连。但尴尬的是，朱德当时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边缘到什么地步呢？起义当天晚上，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两个团长。他名义上是9军副军长，但实际上9军只是个空架子，且没有军长，一共只有500人不到。可是，南昌起义却奠定了朱德的地位。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进行阻击。朱德一共4000余人，三天三夜阻击后还剩下2000余人。主力部队在潮汕全军覆灭、领导人分散突围，朱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人看到形势不好，建议解散。但是朱德坚决反对，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到了天心玗的时候，已经到谷底了。部队党代表中，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军事干部中，师团级干部只剩一个王尔琢。部队面临的形势，用“顷刻瓦解”“一哄而散”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关键时刻，是朱德站出来了。他鼓励大家相信中国会像俄国一样，1905年的失败只是暂时的，终将迎来1917年的革命胜利。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最后，部队留下了火种，800人。这800个留下来的人，全部是因为信仰而留下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火种。没有话语权的朱德因为南昌起义而站到了“朱毛会师”的位置。朱德为什么能成为总司令，为什么能成为十大元帅之首？究其原因，不仅与他的赫赫战功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第二，为什么要坚定政治立场？
“政治”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凡是背离这两点的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之所在”……在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中，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总是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八个明确”，其中一条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的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可见，拥护党的领导，就是讲政治。“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在我党的认知中，向核心看齐、维护领导核心，总是作为“最最紧要的政治”。全体党员必须坚决落实“两个维护”，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体统一领导。必须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长期革命实践得出来的经验。且看张国焘不讲政治、不维护党中央核心所带来的的惨痛教训。1935年6月25日，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3公里外迎接张国焘的队伍。从中共一大开始，张国焘就开始并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其“资格”之老远在毛泽东之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会合后的发展方向有分歧。毛泽东主张目前在岷江以东，向岷江、嘉江两江之间发展，而张国焘认为岷江、嘉江两江之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应该向南进攻。面对分歧，6月26日，党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一致通过北向甘肃，去川陕甘，并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很快，张国焘不同意了。会师后，张国焘向周恩来了解到了一方面军的实际人数，大约3万人不到，也就是说两军会合后的10万兵力，四方面军是绝大多数。这一情况开始让张国焘的野心膨胀起来。为此，他开始向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的林彪、彭德怀“做工作”。6月30日中共中央派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慰问，张国焘表示了对中央的不满，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7月8日，张国焘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借“西北联邦政府”事件攻击中共中央。9日，张国焘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人员。10日，党中央致电希望红四方面军分路迅速北上，到芦花集中指挥。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还提议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18日，陈昌浩致电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任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同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问题，作出了很大让步。张国焘成为军委的总负责人。7月21日，中革军委修改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达《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并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大军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拿出了对政治局芦花会议的不满，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党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军。矛盾空前激化。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决定再次退让。会议后，党中央恢复了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一方面军。由于时间耽误，胡宗南部已集结松潘，完成了堡垒封锁。中共中央只能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此时，将红一、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主力为左路军，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其他军为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在犹豫中开始北上。包座之战胜利后，打开了北上大门。但是，张国焘又不愿意了，于9月3日公开反对北上计划，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和中央，坚持南下，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他发密码电报给陈昌浩，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幸亏叶剑英提前看到了电报，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决定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这一天开始，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要分离了。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苦难辉煌》中介绍了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忘的三个9月9日。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起秋收起义后，被清乡队抓住，死里逃生。这是关系个人安危的一次。第二个便是此时的1935年9月9 日，这是丢失苏区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因为内部分裂而出现了巨大危机。第三个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回顾这一段历程，张国焘对于权力的热衷与追求，置大局于不顾，完全不讲政治，不维护核心，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发生分裂，引发内部矛盾，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实不应该！对于“位置 ”的迷恋，确实值得我们警醒。习总书记强调的“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其实是为我们考虑问题提出了一条基本遵循，切莫因为个人的权力野心而使眼界狭隘，作出错误的选择。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那些落马的的“大老虎”倘若能从讲政治、讲大局、向党中央看齐的角度思考问题，又何至于到如此境地？这样的教训难道不够深刻吗？
第三，为什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可以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基础，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从群众路线教育、到“两学一做”、再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伟大的转折》中，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转移，湘江战役后从8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被国民党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围追堵截，我们党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除了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失误，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没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红军在湘黔川边界活动时，就有军团负责人感慨，没有群众的支持，打起仗来都颇有些困难，阵地战、消耗战红军打不起，最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因为没有深入群众，无法发挥所长。直到最后长征结束，在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党才又迎来了“复兴”时刻。再从我们党1921年建党讲起，当时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等最初一代领导人都没有看到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没有意识到最广大的农民阶级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多地依托工人阶级领导革命，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国际经费支持，只能作为共产国际第57个党支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这也导致了后来照搬苏联革命经验而发动的南昌起义、长沙起义等中心城市起义的失败。直到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建立了我们党自己的根据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才完成了经济独立，才有了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基础。《共产党宣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总书记指出，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中。这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真正对共产党执政根基的深刻认识。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信任，才能依靠人民群众实现无往不胜。我们再来从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理解看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3个月就能灭亡中国。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亲信说，可以支撑6个月。如此论断，如果仅仅从中国政府现状，即军队作战力来看，是合理的。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下面摘录部分原文：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斗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一段艰难的路程。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没有一种力量比人民更强大，没有一种根基比人心更坚实。早在1906年列宁就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1943年毛泽东专门以《组织起来》为题作重要讲话，强调“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我们常说的讲政治，应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党员的教育要求，作为党员，要服从党中央，坚持“两个维护”，坚持“四个意识”；二是对全体民众进行动员。从抗战的实践来看，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共产党主张要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就必须依靠、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造成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就直言不讳地说过，我们作战“只是单纯地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的抗战，民众并未动员”。20世纪60年代末，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访华，请教林彪对越南战争取胜的建议，林彪的回答是：“熬就是胜利。”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要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作战，打败侵略者。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真谛，也是弱国对强国的取胜之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分析越战失败时，总结了一段话：“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军事战争，而我们的对手打的是政治仗。我们追求的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我们的对手的目标是从心理上拖垮我们。我们忘记了游击战的重要格言：游击队不被消灭，即是胜利；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正是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皆未把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唤起工农千百万，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铁桶围剿”；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侵略者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解放战争时期，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群众首创精神，“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时至今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将群众的地位上升到如此高度，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冠冕堂皇的面子话，而是从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抓住这一点，我们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也只有继续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习总书记说，我们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不能本末倒置的，有了人民的幸福，才有民族的复兴！
第四，为什么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和基础，离开民主讲集中，集中就成了个人专权专断。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归宿，离开集中搞民主，就会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举个简单的事例：单位新组建了一支篮球队要参加比赛，需要统一购买球衣。如果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商量，球衣的款式、材质、定制的logo、设计样式等等，一定是众口难调，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如果把这个球队进一步放大到100人、1000人，甚至10000人更多，充分民主讨论问题，不搞集中，那必然难以形成最后决议，而且容易造成拉帮结派、相互攻击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落实民主集中制呢？答案是——开会。这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且看并不简单的遵义会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随后又经历了湘江战役惨败，红军从8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是，以李德、博古为主的“三人团”依然要求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率领红军去湘西汇合贺龙、萧克领导的二、六军团，而这一计划早已被蒋介石知悉，布下重兵等着全歼红军。其实，从士兵到各军团长，再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都知道要改变战略，不能按照共产国际的原定指示行军（此时已无法联系上共产国际）。但是，“三人团”目前是最高领导。此种局面如何破解呢？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开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三人是政治局常委（1934年1月15日-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改选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只要有两位常委提出就可以开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能改变既定北上湘西战略为西进贵州。于是有了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开启了中央红军伟大转折的序幕。但是，部队到达贵州黎平后，李德、博古仍然一意孤行，指挥部队北上湘西。关键时刻，毛泽东给出的办法依旧是——开会。于是有了1934年12月18日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建立黔北根据地，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强渡乌江稍遇困难的时候（红军计划派突击队“偷渡”乌江，被发现后失败，牺牲1人），李德、博古又一次提出北上湘西的意见。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否定了李、博二人建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最后，强渡乌江成功后，才有了我们都熟知的遵义会议！“开会”体现的是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的运用，这是我们党在紧急关头转危为安的法宝！通过会议，研究问题，厘清思路，拨正思想，凝聚思想，形成共识。但是，如今我们身处基层又常感慨，会议过多，没有实效。其实，是我们把“开会”这个手段没有理解透，没有运用好。首先，从目的来看，不能为了开会而开会，不能出现以会议落实上级精神的情况，开会是要遇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需要凝聚共识的时候才能启动的。其次，从会议的形式来看，开会不是照本宣科、传达精神甚至上级通知，而是要有充分的会前酝酿、讨论和准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中的“民主”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会前酝酿、讨论的过程，会议是“集中”的体现。当然，在会议中允许参会对象各抒己见也是从形式上保证民主的落实到位。有人经常抱怨，开会前都基本形成共识了，开会就是走个形式，哪还有什么民主？其实是没有弄懂“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最后，从会议结果来看，会议是承载内容的形式，没有内容的会议、没有解决问题的会议，纯粹是浪费时间与精力的形式主义，通过会议取得共识，解决问题，才是一个成功的会议。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做到“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以来，我们党就将“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内容，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它不断强化着党员意识、组织意识，让党员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一员，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维护了党内团结统一，保持了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充分民主拾起美丽珍珠，正确集中串起珍珠，形成璀璨的项链。这项制度带来的“中国效率”“中国震撼”，正得到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进行决策，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有充分的、绝对的制度自信。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共同意识，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
第五，为什么要加强思想理论学习？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现代政治规律来看，任何政党发展都要解决两大问题：“心往一处想”（凝聚共识）和“劲往一处使”（行动一致）。前者是构筑共同思想基础，后者是建立严密组织体系。一个政党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共识，就很难组织起来，很难保持稳定、发展壮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姓马”容易，“信马”不易。“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早在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创造性提出“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重大命题。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前进的旗帜。延安窑洞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党的全国执政之路；改革初期的邓小平理论，创造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新时代的***思想，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达必识其途，至必由其道。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到哪里，集中教育就跟进到哪里。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到“理论学习有收获”，回顾党的历次集中教育，都把理论武装作为“当头炮”，通过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不断强化党的理论学习、教育、武装工作，补足党员精神之钙，夯实党员思想之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党的基层组织一项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长征途中“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石头当笔用”；延安时期“吃小米饭、攻理论山”，认字就在背包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进入新时代，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从上到下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海量即时的现代远程教育平台，超燃爆棚的“学习强国”……全党同志都进入这个“无期大学”，与时代同步、与真理同行。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全党大兴学习之风。新时代新思想占据了高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总结时，向大家推荐《共产党宣言》等五本著作，“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2018年***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号召大家多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总书记在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述了一个故事——“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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