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领导干部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按照开好开好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有关要求，会前，本人通过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党章、《条例》等党内法规，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重点围绕4个方面认真查摆问题，进行党性分析，深刻检视反思，从思想根源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现将个人对照查摆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一是维护团结统一的举措不够。在贯彻落实上级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对于干部在政绩观和发展理念上的偏差，未能从政治纪律的高度进行严肃的整顿和纠正。比如，对于部分科室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工作中互相推卸责任和各自为政的现象处理不够果断；对干部队伍中“自由主义”倾向的警惕性不足，有的同志在重大问题上与党组织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处理不够及时；在推进重点工作中，对于部分单位和部门将局部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现象，纠正不够彻底，影响了工作的整体协调性。在一些关乎全局的重要工作中，未能充分发挥政治纪律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中的关键作用，导致工作推进过程中不够流畅，成效不够明显。二是理论学习深度不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不够系统和深入。在推进理论学习的制度化和机制化方面力度不足，尤其是在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和中心组学习制度上不够严谨。例如，在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时，讨论交流的深度不足，学习成果的转化和运用效果不明显；对于一些科室和部门在理论学习上流于形式的问题，批评教育不够及时；在年轻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方面，存在重业务轻党性的倾向，导致部分干部理想信念出现动摇、党性修养有所弱化。特别是在“两个维护”的实践中，对一些干部存在的光说不练、有令不行、禁而不止等问题重视不足，教育引导不够深入，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政治立场不够坚定、政治态度不够明确的情况。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政治意识淡化、政治敏锐性不足等问题预警不够及时，处理不够果断。三是组织生活不够严肃认真。在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等破坏团结的言行整治不够有力。比如，在决策“三重一大”事项过程中，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行为关注不够，对个别科室和部门存在的“我行我素”“各自为政”等问题，处理不够及时；在重大决策部署中，对一些单位将部门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行为，处理不够果断；在推进涉及面广、影响大的改革事项时，对不同意见的协调不充分，思想统一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特别是在推进重点工作中，存在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义，导致工作成效不够显著。对单位内部的“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不够重视、处置不够及时，影响了单位的团结和谐氛围。
（二）带头增强党性、严守纪律、砥砺作风方面。一是对廉洁纪律的严格执行存在不足。在公务接待、公务车辆使用和会议活动等方面，对超标、超范围的情况，监督和处理不够严格。例如，对某些部门出现的违规接待和公车私用等问题，批评和整改不够及时；在公费调研和出差时，对趁机旅游和超范围接待等现象，不够重视，整治力度不够彻底；尤其是在处理一些类似“不吃公款吃老板”的隐形变异“四风”问题上，发现不够及时，查处不够坚决。在改进工作作风方面，仍存在避实就虚以及懒散拖延的问题。调研工作存在走过场的倾向，注重形式而忽略实效；对群众所反映的实际问题，有时推诿扯皮，解决不够迅速；在工作纪律管理上，对科室工作人员的松散状态，缺乏严密的管理和及时的教育提醒。二是监管不够严格。在对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监管中，始终未能做到严格落实。在项目审批、资金使用和物资采购等方面，存在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例如，项目立项审批阶段的论证工作不够充分，存在暗箱操作的风险；在专项资金使用上，审核不严谨，导致超范围使用的情况；政府采购过程中，程序执行不规范，出现了“先实施后报告”或“边实施边报告”的现象。对下属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廉政建设关注不够，教育和提醒的不够及时。尤其是在领导干部亲属借助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上，重视程度不够，处理不够果断。三是廉洁自律不严不实。在执行廉洁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够严格的现象。对负责的科室和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没有深入开展，对防微杜渐的意识不够强。例如，对于部分领导干部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参与商业活动等行为，发现不够及时，处理不够果断；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对其廉洁状况的审核不够严格；对于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的情况，查处不够迅速。尤其是在执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过程中，对集体决策和专家论证等程序的执行不够严格，存在以集体决策之名集体违规的问题。对科室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外的活动监管不够严格，出现了工作时间从事副业、违规兼职等问题。
（三）带头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勇于担责、敢于创新方面。一是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的主动性不够强烈。在面对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时，缺乏创新突破的胆识和气魄。在执行重大改革任务时，往往依赖传统方法和循规蹈矩。例如，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对简政放权和流程优化的推动力度不够，存在畏惧创新、回避责任的倾向；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对新技术的应用研究不够充分，存在畏难情绪；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缺乏必要的改革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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