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明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满怀信心地说：“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人们热切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了。
党的八大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01“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人党的史册。
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但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认识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为了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5年底至1956年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看法。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问题和对苏联经验鉴戒的基础上，报告论述了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
“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强调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第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报告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
《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多次说：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在此前后，党还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在其他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会后，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前后，党还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倡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实现第三次合作。
《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展现了党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解放思想、多方探索的生动景象，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02党的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党的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这是在理论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大会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新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要求“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同时强调“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新党章在党员义务方面增加“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等内容。
党的八大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大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党的八大以后，为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中央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调整经济关系，取得初步进展，并且产生一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同时，党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进行调整，以简政放权为内容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01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x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这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将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等不稳定情况。面对这些复杂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一论断第一次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后来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比较中肯，富有建设性，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
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许多复杂情况出现了。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轮流坐庄”，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的警觉。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
02“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努力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1956年初，我国经济建设就已经出现急躁冒进倾向。随着1957年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获得了崇高声誉，再加上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及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这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巨大鼓舞。
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引发严重的浮夸风。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口号，要求几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由于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些认识是纠“左”取得初步成效的重要原因，也是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但是，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和框架内进行的，初步好转的形势还很不巩固。随后出现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
03国民经济调整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
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在条例起草和修订期间，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强烈反映的公共食堂等问题。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工业领域调整围绕降低钢产量等指标和整顿企业秩序展开。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经济工作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秩序，保证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为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研究，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要使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会议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之后，调整国民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在农业政策的调整中，一些地方进行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尝试，取得较好效果。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从1963年夏开始，各项建设事业呈现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依靠党和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得到改变。
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党适时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央还确定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04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世界局势动荡。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是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重新提出“中间地带”问题，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争取“中间地带”，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围绕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和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等问题展开对抗。1958年8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问题提出来，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的气焰和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有力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和决心。1965年开始的援越抗美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无畏精神。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坚决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从1956年到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十年，虽然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个年代开始布局的。
工业建设，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设完成了大庆油田，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使我们能够自豪地宣布：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从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000多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黔桂等线建成通车。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
............试读结束............
查阅全文加微信：3231169 如来写作网：gw.rulaixiezuo.com（可搜索其他更多资料）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231169@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rlxzw.com/4156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