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党课：管好身边人 守住第一关
同志们：
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要求他们守德守纪守法。他说，自己不贪不占，还要管好身边人，“身边人害我们这些为官者的不在少数，被老婆‘拉下水’、被孩子‘拉下水’、被身边秘书和其他身边人如七大姑八大姨‘拉下水’”。应该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管好身边人”是自觉的，对身边人的要求是严格的。但也有的人对身边人疏于监督，身边人得以背地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有的领导干部默认“相府门人七品官”，无视身边人“扯大旗作虎皮”，纵容身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的腐败分子甚至“曲径通幽”，假身边人之手谋私利等等。领导干部能否管好“身边人”，已经成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从以往和近期揭露出的大案要案来看，不少领导干部的腐败，都与身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有一定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对身边人的“小整风”，周恩来同志不给妻子办公室门锁钥匙，朱德同志叮嘱晚辈要接班不要“接官”……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管好身边人”的良好典范。廉洁从政、严谨治家，对身边人“爱之深，责之切”，关键在领导干部。鉴于此，中纪委多次强调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严于律己，切实加强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同时坚决抵制傍大款的歪风邪气。充分认识“身边腐败”的严峻性，对于新任领导干部，特别是刚刚提拔重任的年轻领导干部来说，则有着更为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身边人”难管要管好
古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时下，一些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利用领导干部权力的荫庇进行权钱交易、疯狂受贿、以权谋私等违法乱纪行为。从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居心叵测的“身边人”无处不在。其中，一把手的“身边人”更容易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主体，而这些“身边人”主要是其亲属、战友、秘书、司机等。所谓“身边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既包括子女、配偶、亲属，还有秘书、司机等等，凡生活、工作在身边，与自己比较亲密、关系比较特殊的人，都在“身边人”之列。这四类人以其身份之特殊、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一直以来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这几类“身边人”不仅自身身份特殊容易滋生腐败，而且这些人的腐败又往往和领导干部的腐败互相影响、互相传染、互相呼应，危害尤烈。
近年来，“身边人”成为腐败的多发群体。一种情况是，有的领导干部品德不佳、贪心甚重，但又不便直接出面干违法乱纪的事，就假身边人之手谋私利；另一种情况是，有些领导干部的身边人拉大旗作虎皮，背地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虽然领导干部并不知情，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想方设法与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秘书、司机等工作人员拉关系、套近乎，利用他们与领导干部的密切关系和特殊身份，进行买官要官、徇私枉法等一些端不上台面的交易。
其一、子女亲情发生畸形变异。在林则徐纪念馆里，写着一幅教子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林则徐把话说得很明白：子孙要是贤德而聪慧，把钱留给他反而堕其斗志；要是愚蠢而懒惰，留的钱越多，越是麻烦和过错。林则徐一生“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严于律己、清正廉明、不敢逾矩，管教亲属更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有口皆碑。然而，现在少数领导干部，既管不住自己，骄奢淫逸、任性滥权，又教不好亲属，放任放纵、狐假虎威，使其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干着非法敛财的勾当。近年来，家族式腐败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受宗族观念影响，为亲情所累是一些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领导干部对家属子女要求不严，利用手中权力为他们安插工作，提拔职位，直至帮他们谋财取利。亲情在金钱面前的沦落，权力和宗法观念的畸形结合，生出了无数的恶果。父母亲的“顶戴”竟成了子女谋取私利的工具，致使部分现代“衙内”利用父母“顶戴”所具备的巨大的“无形资产”胡作非为。无数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向新任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558万余元，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铁男在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工作30年。对于组织的培养，他非但没有珍惜，反而将个人经历视为骄傲的资本；对于组织的信任，他非但没有牢记党的宗旨、原则，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刘铁男很清楚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对自身的威胁，内心也对这种“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方式感到排斥。精明的老板们马上就猜透了他的心事，自然也想到了能够让他更为心安理得接受贿赂的好办法。于是，在刘铁男后期收受的贿赂中，都出现了他儿子刘德成的身影。“攻城先攻心”，而刘铁男最大的心病莫过于爱子刘德成的人生幸福了，深谙商场攻略的老板们很快找到了刘铁男的这根软肋。如果说手握重权的刘铁男被老板们当成一个“捕猎”的目标，其子刘德成则被当成一个接近目标的“老虎机”，通过向其不断“投币”而打开捕获权力的通道。为与儿子挣的钱“撇开关系”，儿子生意上的事他一概不管、不问、不听、“不知道”，企图给日后逃避法律责任提供托词。“老子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刘铁男处心积虑演绎的这个“父子二人转”，给刘铁男带来的安全底线是“充其量也就是违纪”，事实上却没能让刘铁男的如意算盘得逞，最终他没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2016年6月曝出的父女共同受贿案，其中扭曲的“宠爱”情节，让人唏嘘不已。深圳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的独生女蒋丹丹，被检方指控她与蒋尊玉共同收取贿赂现金7万元，以及价值约为84万元的保时捷跑车一辆。而“示好”蒋丹丹的，就是蒋尊玉的心腹李卫平。从小时候开始，蒋丹丹每年从李卫平处获得的压岁钱都不低于1万元；蒋丹丹出国留学，李卫平送她120万港币作为学费；蒋丹丹结婚，李卫平准备了6根金条，价值98万元，另外送了她一对钻戒；蒋丹丹两个儿子满月，李卫平也准备了万元以上的红包。为此，蒋尊玉为李卫平在获得高尔夫球场项目、为其亲友子女入学、承接旧改项目上提供帮助。父亲宠爱女儿，天经地义。但当父女两人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受审时，过往“宠爱”的方式就值得深思了！在官员子女身上打开缺口，是一些商人行贿常用的套路。一方面，有的官员为掩人耳目，默许子女替其收受好处；另一方面有的官员子女为走捷径，利用父母的职务和声望为己谋利。
同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中，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的名字赫然在列。王天朝因受贿100套房和100个车位被称为“双百”院长。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王天朝在医疗设备采购招商中，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女儿直接拿下5千万元的大单。为了掩盖“父女档”的腐败行为，王天朝煞费苦心。他先是让女儿“入股”组建了一个公司，经营进口医疗设备。成立公司时，王天朝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既不懂技术，也没有资历，却出资最多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一股权。然而，正是这家屡屡斩获大单的小公司，让审计人员发现了蛛丝马迹，王天朝的腐败事实也逐渐浮出水面。更为卑劣的是在该公司并没有参与竞标的情况下，王天朝也将第一笔2千多万的订单“承包”给该公司，占全院当年采购金额的47%。在随后的一年里，这个注册资金仅有300万元，在业内也没有什么资历和优势的公司，累计从王天朝手中获得了13份代理协议，金额共计5千余万。而这13份协议中最高一份的购销差价高达77.5%。
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李嘉廷特别钟爱他的小儿子李勃，简直到百依百顺的地步。他后来在法庭上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就因为“有身为省长的老爸撑腰”，李勃因而“在云南商界呼风唤雨”，银行就像自家开的一样，“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更不含糊，为其经商的儿媳妇易某长期提供诸多便利，支持纵容其“放手经商”，倒卖工程项目，使其非法获利2180多万元。
沈阳市原书记慕绥新的女儿、女婿，借用父亲权力，大量包揽工程以及一些企业的广告业务，从中获取巨额收入，几乎垄断了沈阳广告业和建筑业。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介绍项目，收受巨额贿赂，其经商的儿子也从中收受巨额钱财。浙江省原副省长许运鸿为儿子经商发财，鞍前马后不辞辛苦，滥发淫威，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等待腐败，不论是何种情形，归根到底都是家风出了问题。
其二、不可小视的“枕边风”。总书记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世人常把妻子向丈夫说的悄悄话比喻为“枕边风”。此风虽小，但却袭人骨髓。廉洁不是领导干部的“独角戏”，其配偶不仅要做另一半干事创业的“贤内助”，更应成为遵规守纪的“廉内助”，涵养家风，让“家庭后院”成为拒腐防变的“前沿火线”。领导干部的配偶对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配偶是否有廉洁意识，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廉洁风气。虽然“贪内助”的众生相不尽相同，但究其本质，都是权力腐败的一种异化形式。“贪内助”现象的出现，除了个人热衷炫富攀比、家风不正外，根源还在于领导干部的权力“脱缰”。由于意志不坚定、律己不严，一些人就会有意扩散权力，主动通过“另一半”实施寻租行为。基于身份的特殊性，领导干部的配偶更是别有用心者“围猎”的重点对象。特别是在“正面攻击”效果不理想时，他们往往取道“夫人路线”“先生路线”，通过“迂回战术”叩开利益输送之门。梳理近年来落马贪官的受贿历程，“贪内助”的身影却频现其中。这些“枕边人”的推波助澜，往往在潜移默化中推动领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前门当官，后门经商”的现象最为常见，丈夫台前“倡廉”，妻子幕后“受贿”，精心配合，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二人转”。可以说，开腐败“夫妻店”，表演“双簧”谋取不义之财，已成当今腐败犯罪的典型特征之一。
2017年8月2日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孙峰及妻子任珉，因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分别被判处三年六个月和一年四个月，缓刑二年。经查明，2003年至2015年间，孙峰先后利用担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获得工程项目、催收工程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人民币57万元及美金6000元，并且伙同妻子任珉收受人民币42万元。另外，孙峰的妻子不仅与丈夫一起上阵敛财，还于2015年7月，曾“单独行动”利用孙峰的职务影响力收受5万元。2014年6月，孙峰与多家企业合伙在广州市番禺区华南碧桂园豪华别墅内设立高档娱乐会所，内有游泳池、桑拿房、休息室、餐厅、玉石展览厅、书画室等豪华娱乐设施。该会所不对外经营，仅供孙峰及会员使用，会员每人须缴纳1至3万元不等会费。孙峰每周2至3次前往该会所吃喝、打麻将、唱歌等。
对贪官及其家人来说，往往是“夫贵妻荣”，妻子不仅对丈夫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反而利欲熏心，帮助丈夫受贿、索贿、转赃，一起走向堕落，最后双双站上法庭受审。湖南X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卢武福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与妻子苗旭华同台受审。公诉人指控卢武福单独或伙同其妻子苗旭华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397余万元；其中卢武福、苗旭华共同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23.04万元。另有998余万元人民币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调查人员在卢武福办公室发现其保险柜里尚有74个红包、信封，33余万元现金。他公开忏悔时说：“我觉得我有时候坐在办公室里面，别人来汇报工作，特别是春节前、中秋节前，基本上坐在办公室里就是收红包。基本就跟收银员差不多、坐台差不多，来了之后讲两句工作，就一个信封甩在你面前，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像个收银员。”据报道，卢武福收受的大部分钱物，都交给其妻子苗旭华保管。面对丈夫带回家的巨额现金和礼品，苗旭华不仅没有及时规劝，在听到湖南省纪委调查卢武福的“风声”后，还协助卢武福搞财产“自清自查”。为掩人耳目，还两次购买新手机和电话卡用于串供。
合肥市委原副书记许道明、合肥市商务局原局长江黎夫妇可以说是夫妻一同获刑的典型案例。夫妻二人均为国家公职人员，分别利用自己和其夫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007年11月13日上午，许道明、江黎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开开庭审理。当时，二人已分别是60岁和59岁，行政级别分别是正厅级和正处级。据当地媒体报道，自1995年至2006年的11年间，许道明利用职权受贿123次，其中单独受贿122次。单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56.42万元、美元3.28万元、港币1000元，伙同江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00万元。
梳理近年来落马贪官的受贿历程，大都有妻子的身影闪现其中。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几乎成为“家庭式腐败”最完整的诠释。《人民日报》曾发文称，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夫妻利益共同体下，搞腐败也变成了“夫唱妇随”，这种“能贪的女人”不仅对丈夫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而且还同流合污，赤裸裸地帮助丈夫受贿、索贿、转赃，心甘情愿地充当腐败的工具，最终上演了一幕幕“冰凉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的人生悲剧。总之，是“廉”还是“贪”，固然要看领导干部自身的主观认知选择，但是“枕边人”的外部熏陶同样不容忽视。有专家认为，有了“廉内助”的提醒和监督，官员出问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帮助“另一半”把紧“前门”，这是“廉内助”的职责所在。作为朝夕相处的伴侣，“廉内助”能在“另一半”面临诱惑时给予及时疏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帮助其祛除邪念、回归“廉”的方阵。一要常吹廉政枕边风，当好廉内助；二要明事理持家事，当好贤内助；三要学法懂法，做明白的管家人，算好领导干部政治生命帐、家庭幸福帐、经济得失帐，使家庭成为和谐亲情的温馨空间，成为远离腐败的洁净港湾，成为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
其三、秘书岗位成为贪污腐败重灾区。总书记谈到秘书工作时表示，“作为领导的秘书，只是工作的需要，并没有政治上的特权。”“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秘书只是领导干部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但秘书的身份、地位、职责和作用，使其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权力和能量都远远超过其职务的特殊人物。把握得好，可以提高领导的决策水平和办事效率。秘书可以在服务领导的过程中，锻炼识人、沟通的能力，学习决策的技巧和方法，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和领导能力。但现实中有极少数秘书却打起歪主意、干上非法事。而一些领导干部对秘书超乎寻常的“依赖”，使得很多秘书成为当地一些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领导干部权力越大，其秘书“含金量”自然就越大，就越容易成为被拉拢腐蚀的对象。如把握不住自己，则完全有可能沦为走向人民反面的腐败分子。话说，刘鹗《老残游记》第20回有这样一句话：“问他有脑袋没有？谁敢在老虎头上打苍蝇。”老虎头上打苍蝇也逐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歇后语，意指胆大妄为、自己找死。在反腐败斗争中，“老虎”和“苍蝇”都有相对明确的指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广泛民心。不过有一类苍蝇，他们虽然职位不高、权力不大，却因为寄生在老虎头上而影响力惊人，在替不方便出面的老虎跑前跑后的同时，也不忘狐假虎威地为自己捞好处。但因为他们有老虎在背后撑腰，“拉大旗作虎皮”当起了“二领导”，不仅成为众人巴结逢迎的对象，即便有了问题也没人敢惹。少数领导干部身边人尤其是秘书，就是这类苍蝇。由此说，如果组织上不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或者自我约束不够严格，就很容易出现腐败问题。透过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不难发现，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
就已经公开的案例看,秘书犯罪腐败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程维高案是被前任秘书李真和吴庆五案牵涉出来的，陈健等一批北京市领导的秘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落网，是被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希同案牵涉出来的。互相牵涉的事实，证明秘书已经与为之服务的领导形成了权力链条、腐败链条。这样的利益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容不得出现一个缺口。腐败之堤一旦发生“蚁穴”和“管涌”，他们就会快速抢险。这决定了领导和秘书两者必定互相利用，互相保护，没有特殊的时机和证据，很难查处。而一旦查处，往往就是惊天大案和窝案，甚至足以瘫痪一级政府或一个部门。
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秘书大约可以分解成文秘角色、智囊角色、经纪人（掮客）角色、养子角色。除第一种角色外，后四种角色都足以使秘书分享领导的权力，而不必等领导的授权，其中尤以智囊角色和经纪人（掮客）角色为甚。文秘角色是最原始、最本分的角色，主要是分担领导的事务性工作，属于是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的处理机。如果秘书们都恪守这个角色，也就很少有腐败的可能。但在官员的秘书中，尤其是其主要秘书中，甘于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为什么在公开报道的企业领导人犯罪中，似乎很少有秘书被牵连进去，就是因为企业领导人的秘书一般都局限于文秘的角色，除了女秘书有可能与老板发生绯闻外，一般很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智囊角色是由主要秘书所承担的角色，一般都获得了领导的青睐，被授权为领导决策作参谋。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因为大大小小的决策，一旦过不了智囊式秘书这一关，也就很难过得了领导的关。相反,在领导那里难以过关的决策，却可以通过智囊式秘书条陈利害,而得以过关。如果智囊角色单纯陈述实情，客观分析各方观点，直言利弊，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秘书。如果智囊式秘书一味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行事,摸透了领导的脾气和心事，就可能诱导领导的决策，最终代替领导决策，成为事实上的“二领导”。
经纪人（掮客）角色是腐败秘书共同的角色，也是社会舆论最为反感的秘书角色。此类秘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做腐败领导搞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而自己获得“腐败中介费”。一种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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