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党性观念 反对好人主义
同志们：
按照《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训练》要求，为切实强化全体党员的党性观念，抓好党员干部队伍的风气建设。根据工作计划安排。今天，我就“强化党性观念，反对好人主义”这一主题与大家作个交流。
***主席深刻指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一针见血。自我党创建以来，好人主义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一直是存在的，轻则使党员党性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党性原则丧失，重则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与“三严三实”要求是完全相悖的，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大力纠治。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整风精神，全面引领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大的决心、更严的纪律、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破解根除一切与之相悖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为立起党务工作威信提供力量支撑，为贯彻落实依法从严治党营造良好环境。
一、讲一讲，“好人主义”的定义、表现及危害
（一）如何来定义“好人主义”
《辞海》对“好人”的解释是：思想境界高尚、价值取向端正、为人处事公道正派的人。但是如果在“好人”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其意思和味道就大相径庭。1937年，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好人主义做过深刻论述：“因为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所谓好人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听起来仿佛是与世无争地生活、本本分分地做人，但其实并非如此，《晏子春秋》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历任齐国三公大夫的晏子委派高纠为自己管理家政，三年后高纠被辞退了。身边的人问晏子：“高纠为你做事整整三年，你不仅不提拔他，反而把他赶走，他有什么过错呢？”晏子说：“我出身卑微，如果身边没有人随时替我指出缺点错误，我在礼仪廉耻方面将存在许多毛病。现在高纠已经跟随我三年时间，却从未曾辅正我的缺陷，留他在身边有什么用呢？”可见，好人主义是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目的是讨好卖乖，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作怪，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歹人主义。
（二）“好人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主要表现
如今，好人主义在我们党内还有一定市场，主要表现有：
一是在民主决策上。在发扬民主上搞授意、走形式，不愿意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遇到问题习惯性地绕道走，甚至把矛盾上交，不主动担当，怕得罪了上级、怕给自己增添麻烦。我们有些同志在组织民主测评和问卷调查时，把优秀票数一勾到底，并且只讲好的方面从不说存在问题。在机关，我们一些干部不愿向党委反映问题，也不敢提意见，宁可自己挨说也不想得罪别人，甘当“老好人”。在基层，一些单位的党员骨干不敢向主官提关于建设发展的问题，怕得罪领导后被“穿小鞋”、怕影响进步，觉得单位建设好坏是主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思想比较严重。这样的结果是导致民主作用发挥不出来，对单位建设和党员干部自身有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能让上级及时发现单位和个人存在的问题，最终导致“脓包”越积越大，小问题衍变成大隐患。
二是在开展批评上。奉行“讨好一个人修了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垒了一堵墙”的处世信条，一味追求内部和谐，对问题见惯不怪，对有问题的同志见错不纠，不愿过于较真碰硬。在机关，部门领导和机关处（科）长对下属的要求还不够严格，导致个别的业务处（科）室在完成工作上比较拖拉，重视程度不够和低标准的现象多次出现，有时需要经过一再询问和推进才能完成。个别机关干部发现周边同志工作作风懒散、党员形象不好时，非但不及时指正和拉袖子，还随之附和，“好人”形象尽显。在基层，“好人主义”在主官身上显现得也比较明显，一些党员骨干对待机关要求的工作都是置之不理，采取软抵抗甚至直接顶撞的行为，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主官奉行的是“以利相交”的处世原则，而不是利用组织手段管理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搞照顾搞变通，对于其所犯错误也是包着护着、降低处理程度，该处理的只是批评教育、该严肃批评的只是背后提醒、该及时指正的变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导致一些党员的小毛病衍变成了大问题。
三是在工作指导上。组织检查搞照顾，发现问题隐情不报，讲评问题缺少针对性；机关干部不敢“唱黑脸”，下基层检查怕发现问题得罪单位领导、汇报问题多了影响自己。我们有的机关干部到基层蹲点和检查时，就喜欢当“老好人”，向领导汇报单位建设存在问题时只说一半，避重就轻，而当我们亲自去检查时，却发现单位建设漏洞百出，滑坡明显，“好人”让你当了，“人情”让你攒下了，但你却忘记了自身的职责，背弃了单位党委对你的信任，影响了领导对单位建设形势的判断，如果这种“好人主义”在单位盛行起来，我们还何谈“三个确保”，更不要谈争创先进单位了。
四是在落实规定上。有法不依，明知不合理也抱着侥幸心理去干。我们有的干部在内部关系上多次摔跟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支部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放弃组织原则，不吭声、不提醒、不拉袖子，盲目追求“班子团结”，最终“好人主义”变成了害人主义。执法不严，搞选择性执法，不能一视同仁。我们的基层主官对于老党员管理“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用交朋友、给好处、搞照顾代替管理教育，老党员不上岗，应知应会掌握不好，作风不严谨的现象在每个单位都有所显现。违法不究，明知违法违规也不加以处理，袒护纵容。XXXXXX的问题，所在单位党支部之前都有所掌握，就是心存顾虑，不按规定处理，遮遮掩掩，给单位建设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好在问题暴露还算及时，如果任由发展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三）“好人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分析存在以上现象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种：
一是麻木的好人主义。缺少原则和立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不分是非，放纵不良风气。这些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骑墙派”，他们不讲是非，只讲世故；不讲有为，只求无过；不讲批评，只讲和气；不讲指责，只讲诿过，甘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重庆市巴南区建设委员会原党组成员黄云华在落马后曾表示：“那时候我身上的一些问题很明显，可大家都熟视无睹。我经常开着一个老板的车，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可没有一位同事问过我，提醒一下我，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单位的同志们提醒我、民主生活会帮帮我。”正是这种对待同志麻木不仁的“好人主义”，使黄云华没能及时“勒马”，最终越陷越深，变得狂妄胆大，从山区走出来的农娃娃变成了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阶下囚。
二是被迫的好人主义。就是向问题妥协，不敢直面，更不敢碰硬，缺乏应有的正气和担当。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我们共产党内组织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成功实践，因为它创造性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解决党内矛盾，及时对当时王明提出的一系列“右倾”错误思想和指示进行了纠正，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也使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而当时王明的职务和地位都要高于毛泽东，并且王明有“共产国际”撑腰，如果当时毛泽东等党内同志不敢碰硬、不及时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严重。时下我们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凡是职务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说的都是对的，眼睛只往上看，一味顺着上级意志行事，“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干”。诚然，我们党有统一的纪律和规矩，“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其中的一条。正是这种“唯上论”思想的固化，导致了个别党员缺少勇气和担当，产生了对上的“好人主义”。其实敢于针锋相对，说出自己立场才是党员干部的职责但当，彭德怀也曾讲过：“一个负责的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
三是自觉的好人主义。就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凡事利为先，甚至不惜牺牲单位建设和集体利益。国学大师南怀瑾说过：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其中第一条启示我们要把“德”的考察放在首位、抓细抓实。十九大以来落马的20多名“老虎”，他们都属于“德薄而位尊”的典型例子。我们党员大多数都在重要的岗位任职，都是单位经过考察后信任、放心的，那么我们如果是非不分、无原则、无立场，一味奉行“好人主义”，就是在辜负组织的信任、是对自己的“德”不负责任。
好人主义说到底就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代名词，既损害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又违背“三严三实”要求。好人主义伤害的是好人，扰乱的是思想，削弱的是党性，影响的是单位建设大局。没有党性观念、不讲党性原则的好人主义，是败坏单位风气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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