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党性观念 反对好人主义
同志们:
按照《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训练》要求,为切实强化全体党员的党性观念,抓好党员干部队伍的风气建设。根据工作计划安排。今天,我就“强化党性观念,反对好人主义”这一主题与大家作个交流。
***主席深刻指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一针见血。自我党创建以来,好人主义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一直是存在的,轻则使党员党性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党性原则丧失,重则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与“三严三实”要求是完全相悖的,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大力纠治。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整风精神,全面引领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大的决心、更严的纪律、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破解根除一切与之相悖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为立起党务工作威信提供力量支撑,为贯彻落实依法从严治党营造良好环境。
一、讲一讲,“好人主义”的定义、表现及危害
(一)如何来定义“好人主义”
《辞海》对“好人”的解释是:思想境界高尚、价值取向端正、为人处事公道正派的人。但是如果在“好人”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其意思和味道就大相径庭。1937年,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好人主义做过深刻论述:“因为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所谓好人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听起来仿佛是与世无争地生活、本本分分地做人,但其实并非如此,《晏子春秋》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历任齐国三公大夫的晏子委派高纠为自己管理家政,三年后高纠被辞退了。身边的人问晏子:“高纠为你做事整整三年,你不仅不提拔他,反而把他赶走,他有什么过错呢?”晏子说:“我出身卑微,如果身边没有人随时替我指出缺点错误,我在礼仪廉耻方面将存在许多毛病。现在高纠已经跟随我三年时间,却从未曾辅正我的缺陷,留他在身边有什么用呢?”可见,好人主义是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目的是讨好卖乖,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作怪,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歹人主义。
(二)“好人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主要表现
如今,好人主义在我们党内还有一定市场,主要表现有:
一是在民主决策上。在发扬民主上搞授意、走形式,不愿意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遇到问题习惯性地绕道走,甚至把矛盾上交,不主动担当,怕得罪了上级、怕给自己增添麻烦。我们有些同志在组织民主测评和问卷调查时,把优秀票数一勾到底,并且只讲好的方面从不说存在问题。在机关,我们一些干部不愿向党委反映问题,也不敢提意见,宁可自己挨说也不想得罪别人,甘当“老好人”。在基层,一些单位的党员骨干不敢向主官提关于建设发展的问题,怕得罪领导后被“穿小鞋”、怕影响进步,觉得单位建设好坏是主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思想比较严重。这样的结果是导致民主作用发挥不出来,对单位建设和党员干部自身有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能让上级及时发现单位和个人存在的问题,最终导致“脓包”越积越大,小问题衍变成大隐患。
二是在开展批评上。奉行“讨好一个人修了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垒了一堵墙”的处世信条,一味追求内部和谐,对问题见惯不怪,对有问题的同志见错不纠,不愿过于较真碰硬。在机关,部门领导和机关处(科)长对下属的要求还不够严格,导致个别的业务处(科)室在完成工作上比较拖拉,重视程度不够和低标准的现象多次出现,有时需要经过一再询问和推进才能完成。个别机关干部发现周边同志工作作风懒散、党员形象不好时,非但不及时指正和拉袖子,还随之附和,“好人”形象尽显。在基层,“好人主义”在主官身上显现得也比较明显,一些党员骨干对待机关要求的工作都是置之不理,采取软抵抗甚至直接顶撞的行为,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主官奉行的是“以利相交”的处世原则,而不是利用组织手段管理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搞照顾搞变通,对于其所犯错误也是包着护着、降低处理程度,该处理的只是批评教育、该严肃批评的只是背后提醒、该及时指正的变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导致一些党员的小毛病衍变成了大问题。
三是在工作指导上。组织检查搞照顾,发现问题隐情不报,讲评问题缺少针对性;机关干部不敢“唱黑脸”,下基层检查怕发现问题得罪单位领导、汇报问题多了影响自己。我们有的机关干部到基层蹲点和检查时,就喜欢当“老好人”,向领导汇报单位建设存在问题时只说一半,避重就轻,而当我们亲自去检查时,却发现单位建设漏洞百出,滑坡明显,“好人”让你当了,“人情”让你攒下了,但你却忘记了自身的职责,背弃了单位党委对你的信任,影响了领导对单位建设形势的判断,如果这种“好人主义”在单位盛行起来,我们还何谈“三个确保”,更不要谈争创先进单位了。
四是在落实规定上。有法不依,明知不合理也抱着侥幸心理去干。我们有的干部在内部关系上多次摔跟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支部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放弃组织原则,不吭声、不提醒、不拉袖子,盲目追求“班子团结”,最终“好人主义”变成了害人主义。执法不严,搞选择性执法,不能一视同仁。我们的基层主官对于老党员管理“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用交朋友、给好处、搞照顾代替管理教育,老党员不上岗,应知应会掌握不好,作风不严谨的现象在每个单位都有所显现。违法不究,明知违法违规也不加以处理,袒护纵容。XXXXXX的问题,所在单位党支部之前都有所掌握,就是心存顾虑,不按规定处理,遮遮掩掩,给单位建设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好在问题暴露还算及时,如果任由发展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三)“好人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分析存在以上现象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种:
一是麻木的好人主义。缺少原则和立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不分是非,放纵不良风气。这些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骑墙派”,他们不讲是非,只讲世故;不讲有为,只求无过;不讲批评,只讲和气;不讲指责,只讲诿过,甘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重庆市巴南区建设委员会原党组成员黄云华在落马后曾表示:“那时候我身上的一些问题很明显,可大家都熟视无睹。我经常开着一个老板的车,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可没有一位同事问过我,提醒一下我,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单位的同志们提醒我、民主生活会帮帮我。”正是这种对待同志麻木不仁的“好人主义”,使黄云华没能及时“勒马”,最终越陷越深,变得狂妄胆大,从山区走出来的农娃娃变成了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阶下囚。
二是被迫的好人主义。就是向问题妥协,不敢直面,更不敢碰硬,缺乏应有的正气和担当。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我们共产党内组织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成功实践,因为它创造性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解决党内矛盾,及时对当时王明提出的一系列“右倾”错误思想和指示进行了纠正,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也使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而当时王明的职务和地位都要高于毛泽东,并且王明有“共产国际”撑腰,如果当时毛泽东等党内同志不敢碰硬、不及时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严重。时下我们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凡是职务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说的都是对的,眼睛只往上看,一味顺着上级意志行事,“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干”。诚然,我们党有统一的纪律和规矩,“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其中的一条。正是这种“唯上论”思想的固化,导致了个别党员缺少勇气和担当,产生了对上的“好人主义”。其实敢于针锋相对,说出自己立场才是党员干部的职责但当,彭德怀也曾讲过:“一个负责的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
三是自觉的好人主义。就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凡事利为先,甚至不惜牺牲单位建设和集体利益。国学大师南怀瑾说过: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其中第一条启示我们要把“德”的考察放在首位、抓细抓实。十九大以来落马的20多名“老虎”,他们都属于“德薄而位尊”的典型例子。我们党员大多数都在重要的岗位任职,都是单位经过考察后信任、放心的,那么我们如果是非不分、无原则、无立场,一味奉行“好人主义”,就是在辜负组织的信任、是对自己的“德”不负责任。
好人主义说到底就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代名词,既损害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又违背“三严三实”要求。好人主义伤害的是好人,扰乱的是思想,削弱的是党性,影响的是单位建设大局。没有党性观念、不讲党性原则的好人主义,是败坏单位风气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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