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为我们谋划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是在当前复杂特殊的经济形势下，对粮食安全响鼓重锤。面对复杂多边的粮食贸易环境，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十三五”期间，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改善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质量和效率均明显提升。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市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但粮食安全的基础仍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供求在未来还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世界粮食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十四五”规划是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期，也是中国全面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的首个五年规划，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粮食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构建高层次、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对于切实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随着时代发展，粮食安全从最初强调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已发展到现在的粮食生态安全［1，2］。中国用全世界约110的耕地养活约世界总人口的15，这也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考验。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的巨大的成就［3］。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6949万t，其中谷物产量61674万t［4］。
然而，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需将中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结构性矛盾突出，质量安全存在隐患［5］。在品种结构方面，小麦产需平衡有余，但专用优质小麦供给不足。2019年我国小麦进口348．76万t［6］，国内优质强筋小麦市场需求量为
600万～800万t，缺口约300万t左右［7］。另外，稻谷产大于需；玉米产需长期趋紧；大豆80%依赖进口，2019年我国大豆进口8851．28万t，比2018年增长0．5%［6］。
随着逆全球化思潮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型冠状疫情全球蔓延等为全球粮食市场贸易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8］，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近年来呈增长趋势，2019年贸易逆差高达700多亿美元；我国的粮食进口来源相对集中，一旦发生中美贸易摩擦类似事件，限制我国粮食贸易，将对国内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冲击［11，12，13］。
2当前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粮食安全意识薄弱
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约470kg，稳定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14］。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粮食安全意识薄弱。江雪等［15］研究表示国人粮食安全认知度不高，浪费严重。一是“舌尖上的浪费”，每年国人在餐桌上的食物浪费难以数计。二是粮食危机意识缺乏，城镇化的发展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庄稼长势和产量被认为仅是农民的生计问题。三是轻视粮食生产严重，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将高质量耕地用于建设用地换取经济增长；农户种粮意愿不高，种粮不如买粮划算，粮食安全意识薄弱。
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同质化严重
在“十三五”期间，新《种子法》颁布实施、种业“放管服”改革和种业创新成果的不断积累等，我国审定了各类型品种1．68万个，其中水稻和玉米是审定品种的主体，占82．0%；绿色优质专用品种占比约20%，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质种源［16］。然而，同时由于品种审定渠道变宽、试验周期变短、多种审定标准分类以及引种备案制度实施，导致市场上的品种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阶段性“井喷”现象，进而转变了农作物品种供求关系，品种出现了“掉价”的新现象。
审定品种数量远远没有跟上品种质量，农作物新品种同质化问题突出。新审定品种在产量、品质、抗性、生育期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异［17］，以种质资源的局部改良和迎合审定标准为主［18］。目前我国产学研衔接机制不顺畅，种业公司在品种研发上模仿育种问题严重，缺乏资源创新能力，种质资源的全面系统鉴定、发掘、创新不足，种质遗传背景狭窄，育种材料雷同，突破性品种不多，如国内主推的两系杂交稻品种，父本主要源于扬稻6号，母本主要来源Y58S、广占63S，玉米种子企业自郑单958（2000年审定）和先玉335（2004年审定）品种审定至今，没有突破性的新品种，且近期选育主推品种的一些亲本以
生产应用的骨干品种亲本进行改良而获得为主［19］。
耕地数量质量均有所下降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耕地数量和质量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非农建设不断侵蚀农业耕地，大量耕地资源被占用；农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耕地“非粮化”现象突出，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为我国粮食安全带来极大阻碍。2020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7亿hm2，粮食播种面积增加70．4万hm2，增长0．6%，201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6亿hm2，比2018年减少97．47万hm2，下降0．8%［4，20］。目前我国耕地总体质量欠佳，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数量少，中、低产田比例高。截至2019年底，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其中，一到三等耕地面积为0．42亿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四至六等为0．63亿hm2，占46．81%［21］。为追求产量最大化，化肥、农药和地膜的过度使用、耕地过度开垦、耕作技术不当和复种指数偏高，导致土壤板结、地力衰减，耕地质量严重下降［22］。尽管已采取耕地占补平衡的措施，但新增耕地以干旱地、盐碱地、涝洼地等居多，“占优补劣”现象严重。另外，新补充的耕地需要较长的熟化时间［23］。
会种能种的劳动力不足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我国农业劳动力在结构、数量、素质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4］。以青壮年为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由原来的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净消费者，农村会种能种的劳动力不足，耕地抛荒现象突出。低素质化、女性化、高龄化和兼业化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人员的显著特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并影响了高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利于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25］。
粮食储存安全存在危机
第三次全国性粮食库存大清查表明，我国粮食质量总体良好，储存较为安全；但薄弱环节也较为突出。我国先后修建了许多国家粮食储备库，但其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粮食安全储备的需求，地方仓储设施明显落后（如东北地区简易仓囤、南方地区老旧仓房）、粮食质量监督检验设备老化，为粮食安全储存带来了极大隐患［23，26］。尽管粮食储藏技术及仓储条件不断改善，但绿色储存技术仍是瓶颈，粮食储存企业存在磷化铝片剂、马拉硫磷杀虫剂等储粮药剂滥用，极大危及粮食质量安全［27］。
抗灾减灾能力滞后
全球气候剧烈的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与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使粮食生产形势不容乐观，区域性、阶段性自然灾害并存。当前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农业自然灾害以旱灾为主，洪涝灾害、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次之［28］。2020年全国农业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未来全球气候变暖将持续，由此带来的异常气候和极端天气将持续，加剧了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正从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农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9］。目前我国约有两亿多的农户，在异常气候和极端天气时，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个体小规模经营模式的弊端开始显露因素，无力进行农业基础设施，抗灾减灾能力滞后［30］。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2200m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在抵抗旱灾时灌溉能力减弱，全国耕地中较为完善的灌溉设施的水浇地不到15%［31］。
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自2004年以来连续多年把促进粮食增产摆在农业发展的优先位置，逐步建立起以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格和临时收储制度配合直接补贴政策等农业支持政策体系［32］。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市场的变化，这些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已经滞后于形势变化需求［33，34］。粮食安全保障包括粮食供给、粮食结构的多元化保障。目前我国的粮食政策在谷物主粮供给的保障远高于杂粮作物，杂粮种植在农业政策支持下与小麦、玉米、水稻等生产和经济效益难以竞争，导致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健全［35］。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欠缺相关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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