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长印
“群中没有王长印，就像庄稼没上粪”。
“文史群”群主拿我开涮，我立马回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群中哗然，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由是，我想起了俺娘，想起了俺娘说的那句话：“你不好好念书，就是个拾大粪的料！”结果，真应验了，我和粪结上了缘。
是不是祖辈上穷怕了，给我起的小名叫长银。上学时，请村里的私孰先生任善行给起名，称大号王长胤。是否是想借北宋赵皇帝的谐音？起码也是盼着光宗燿祖。胤字我不会写，老师不愿写，于是生字本上就写出了王长印三字，70多年了也没改过。虽然没“银子”，也能挣钱花，没当成“赵匡胤”，也煞上了一家之主，单位上用了十几年的“印鉴”，其实常在财务科的抽屜里锁着，就连书记县长也拿我开玩笑：不叫“长印”叫“长戳”。只是，“长印”和“大粪”却有不解之缘。
娘恨铁不成钢，骂我时经常是这几句：“掏大粪的料！”“让你掏茅子去！”“一滩牛粪排子！”“扯一辈子老牛尾巴！”
骂我时妒粪如仇，可生活中，她却视粪如金。为了捡粪，一个粪筐筐不离肩，肩不离筐。每天天刚放亮，她就满村转悠着拾粪。不管地里是嘛活，出门便背起粪筐。在农村，这身“行头”是老爷们儿的事，可娘背粪筐，象是在宣告：俺就是顶家过日子的主人！（因家父在外地工作）。
生产队的活计，有时不能背筐，娘拾粪的家什儿也只好就地取材：一是柴草，二是草帽，三是布衫。在路上碰见一滩粪，娘会拔一些青草或折一些树杈、棒秸之类，划拉一些干土和起来，带走。牛在干活时拉粪，娘会一手掀起牛尾巴，一手托着草帽子接粪。
我还亲眼见过几次，在大道上看见牛粪，娘实在找不到东西了，就扒下布衫子，用手捧到大襟里，兜着到家或直接上到地里。每每这时，旁边的人，有的啧啧称赞，有的不屑一看，有的鄙视挖苦，而在我眼里，娘是那么的伟岸，那么的圣洁！
农民的庄稼地，就是靠农家的“泔水泥窝子、羊尿猪蹄子（羊圈猪圈），柴草树叶子，瓜皮菜帮子”养肥的，那才是真正的“农家肥”、“有机肥”。积肥、拾粪，是老百姓的本份。于是，我让会编筐的王克训爷爷，给我编了一个短筐系的粪筐，让铁匠打了一个小一点的粪叉子（西餐的叉子，是否用的我们祖上的专利？），安上了一个短把，也学起娘的模样，拾起粪来。
我一开始就比娘拾的多。因为我们小孩顽皮，“藏迷糊”满村窜，知道猪狗羊鸡，还有那些“懒汉二流子”，都常上哪儿去“方便”。这一来，平时觉得粪臭不可闻，拾粪时又怕踏破铁鞋无觅处，事实是得来真得费功夫！
那时，农村小伙儿说媳妇，女家打听门风，不问有多少钱，先看谁家粪堆高。地是黄金板，人勤地不懒。记得12岁那年，在自留地里的一个旧坟坑上种了几棵水萝卜（白萝卜），享受“特供”侍遇，水肥可劲儿地上。秋后，大的竟长到12斤多。我像战士扛炮弹一样，扛着大萝卜坐火车去济南给爸爸报喜.爸爸把同事们召集起来上谝，把我夸上天了，还请了客。
起小我就是掏粪的命。1958年除了参加“刮五风”，如：大炼钢铁——去各家砸锅，拔白旗插红旗——帮着喊口号，扫盲学拼音——bpmfdtnl，吃人民公社大食堂等等活动外，学校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让我当养鸡场场长，派了两个比我大的女同学当饲养员。其中一个人高马大，头上长满秃疮，我们给人家起外号叫“秃银碗”，失口时叫了一回，挨了她好一顿揍，再也不敢叫了。她倒过来当了我的场长，她们喂鸡、拾蛋，我只好乖乖的出圈——倒鸡粪、晒鸡粪，浑身臭不可闻，同学都不愿跟我玩。那个憋屈、窝囊，无以言表。
6年级有个邻居哥哥叫王长喜，是我个人的顶头上司，长得傻大黑粗，其实，不爱学习光吊猴（顽皮），是个整天挨熊、罚站的主，被派到养猪场，也是脏活累活全让他干，他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恶作剧，把养猪场的牌子，挂到教导处门上。起初，我也是“嫌疑犯”之一，“破案”后，我“解除隔离审查”，长喜哥在院子中间罚站，头顶烈日一整天。从那，我们老实了好多天。后来，闹鸡瘟，鸡死光了，养猪场也散了。俺哥儿俩弹冠相庆，我由“臭狗屎”变成了“香窝窝”。
3年级时，当了班干部，别上了“两道杠”，班里的卫生，几乎我全包了。那时自命“当领导的责任”，后来又带领同学扫院子、扫雪、扫大街。惹得高年级的同学挨熊，大同学讽刺我们“显勤”，干眼前活。其实，那么点小孩，哪管它什么是眼前活、眼后活？受表扬就比挨熊强。如果一直干下去呢，还算眼前活吗？再说了，我们这些“显勤”的同学，哪个不是学习的尖子？！
4年级，我成了少先队大队长，臂章换成了三道杠，课余时间，不光是打扫卫生之类的事了。1960年前，全校还有上早操，集合、喊队、报告都是我的事儿，1960年到1962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更加艰难，各项活动，包括上课都是弹性了，以晒太阳，少活动，保命为主。那时，村里的人无心种地，粪也不稀罕了，学校的厕所经常爆满，我和娘商量好，担起挖厕所的义务，既能攒肥，又当帮工。
直到1963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我挖厕所的行动，被称作“好人好事”，给予了正面表扬。有雷锋为榜样，红庙小学的学雷锋活动，我都积极参与。我在全校朗读《暴风骤雨》的章节，宣讲《红旗谱》中朱老忠英勇护钟喷血献身的壮举，歌颂《在烈火中永生》（后有长篇小说《红岩》）中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等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讲述双枪老太婆的传奇故事、华子良装疯卖傻忍辱负重顽强意志。组织大合唱《东方红》，制作《雷锋日记》卡片分发全校……
娘骂我的“掏茅子”，更成了我名至实归的光荣行动。高小毕业时的操行评语中就多了一条：该同学是学习雷锋积极分子，不嫌臭，不怕脏，长期义务挖学校的厕所。
1966年，“文革”正轰轰烈烈，毕业生无学可上，都被“上山下乡”，我便回老家红庙“修理地球”去了，于是，便重操旧业，拾粪积肥。我自己动手，在院子的西南角砌了猪圈，一为卖钱，二为攒粪。我的学长、郑家庙村的郑世杰，曾和我同在平原一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回到了老家郑家庙。他独辟蹊径，从农村跑到县城专事“拾粪大业”，并常驻城里北街大队，一时间成为县城的“一道风景线”。1968年还在拾粪的他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我曾一时心中不平：都是“庙里的和尚”，都拾粪，我拾粪“蹲”了在家“扯老牛尾巴，他拾粪“升”了，升上清华念大学。一样的农村孩子，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为什么俺俩都是“庙里的和尚”呢？郑家庙、红庙，故称“两庙”，郑世杰，同学们都叫他和尚，长年剃光头，一身农家自纺的白粗布衣裳，一双粗布鞋，前露趾头后掉跟，很少见他穿过袜子。和他在一起时，有人管我叫小和尚
1971年9月13日，我们首批25人进入平原糖厂（啤酒厂）当工人。我担任机修车间主任兼厂团支部书记，带领全体青年职工，每天义务劳动2—3小时，为糖厂实现“三个当年”做出了贡献。那时3年内的工资是每月18元、20元、22元。糖厂的厕所，也是由共青团员们修，共青团员们挖，一律是自愿地义务劳动。那个时候，组织义务劳动落下了谁，谁就会觉得矮了半截，会找到我征求意见，好提高觉悟，争取进步。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时间来到21世纪的2005年，我到某企业帮忙，发现厕所管理一直是个大难题。首先，食品生产企业，厕所离车间太近，不符合规定。将厕所迁到了厂区最东南角，厕所离工间太远，还经过一块低洼地，职工入厕太不方便。有人调侃：磨洋工磨洋工，拉屎尿泡半点钟，一天去四回，回来就撒工。厕所再次搬迁，是强制性的，食品生产企业不充许敞口式蹲坑厕所。厕所设到新盖的营业楼上（原办公楼上就没厕所）。营业楼一楼是仓库，二楼是销售科的各市场部，还有天南海北的客户办公室，三楼会议室、展厅、职工宿舍。二三楼终于有了“制式厕所”，有水冲式蹲便。厕所管理由厂里各科室轮流值班，每科室值班一周。科室配置人少的，怨声载道，他们有时一周轮两次或更多。有的科室一值夜班，厕所值班就空了，常常让厕所“跑冒滴漏”“沟满壕平”，更甚者“滿城都是黄金甲”。不知哪位出的高招，说在新楼二楼办公的销售科的人多，厂部决定让销售科负责打扫厕所。销售科长没办法，就把任务落实到人头上，结果更糟糕，常常是轮到某位值班了，此人却在外地市场上。这值日一空缺，厕所卫生“涛声依旧”。每逢此时，销售科长不是挨批就是挨罚。苦思冥想，销售科长憋出新招：厕所值日不准请假，个人找替班自我消化。没轮几圈，这法也不灵了，替班的人找不出来了——都下市场了。科长又换新法：每人每月暂扣20元钱，谁替班每值一天班补助10元，钱由应值班人身上出。所有业务人员敢怒不敢言，只是私下里骂街出气，甚者消极怠工。难怪大家不愿清理厕所，这厕所也实在难以管理。一是基础设施不完善。由私人建筑队建的楼，地面凸凹不平，地漏处高，旯旮处低，死角存脏水。地面上，蹲坑里，管道上，水盆上的水泥斑、油柒斑，斑驳可见。二是没有工具。厕所里除配上一个拖把外，什么都没有。冲洗地面，没安外接水笼头。擦洗水盆、墙面、窗台没抹布。冲不净的残便、手纸，没刷子没夹子，让值班的个人解决这些，确有所难。更重要的是20年前的打工者，都来自农村，常年的生活环境养成了随地吐痰、任意扔烟蒂、随地大小便，便后“起身便走”的惯例，蹲坑里“恶贯满盈”司空见惯。这厕所，打扫好了维持难啊！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最南头，厕所乱像历历在目，身临其境也深受其害。
我是“外来户”，是个“理工男”，生产技术是我的强项也是职能。忍无可忍时给分管的女副总提过多次“糟烂意见”，不知女副总没听进去还是给部下怄气，就是非逼着销售科管厕所。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销售人员干脆一天也不打扫了，让科长用扣下的钱雇人打扫厕所。我曾思忖：这事要是搁在上世纪60年代，人们没吃没喝的情况下，能这样吗？如果雷锋回来能这样吗？如果让人们拿每月18元，又会是啥样？企业做到这份上了，一个厕所，能“活人叫尿憋死”吗？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天生的“粪缘”，和粪的恩怨情仇，由粪而生的喜怒哀乐，涌动着我不由自主的欲把老花“插在牛粪上”，我要再一次“掏茅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决定先从处理厕所基础入手，准备清理工具。到县城车站街买了铲子、钢丝刷子、刷厕所的刷子、蜂窝煤的夹子。到物资局化轻门市部买了火碱、草酸。去厂五金库领了阀门、水管。工具物品备齐后，4天时间4个厕所，铲刷完后，草酸浸浇，清水冲洗，建筑污垢全部清理完毕，厕所内窗明墙净，地面见亮。给男厕配上了用废旧易拉罐制作的烟灰缸，给女厕配上了包包挂钩、放纸板。每个厕所的东窗台上，放置一个蚊香罐，点上一柱蚊香或馨香。厕所外间的洗手盆上，安上放肥皂洗衣粉的小盒。墙角地漏处，安放一个残茶澄清桶。这个桶是有裂缝的废塑料桶，用透明胶带缠结实，再打满小眼当漏斗。原来，二楼各办公室的残茶，全都倒在洗手盆里或地漏的角上，得三天两头清理水盆和捅地漏。现在好了，清洁干净，又省心省力。
一切清理工作完毕，领来深腰胶鞋、乳胶手套，连同已购的所有工具，定点放在洗手间备用。
厕所干净了，还缺乏温馨提示和文化气息。苦思冥想，捣敲出几句话来，厕所门口两块牌，其中一块写：今日值班XXX。另一块写：厕所清理，请上三楼，反面写：请下二楼。 洗手间迎门墙上标牌写：仙境空馀逍遥阁，圣贤无奈拜楼台（二楼）。（“空”为动词念四声） 。三楼厕所迎门墙上标牌写：曲径通幽处，逍遥君自来。洗手间地漏残茶桶处：横批：瑶池憩茶。上联：饮罢龙井攀毛峰。下联：留得普洱伴观音。女便池上冲水按扭上：玉指轻按，妙境即现。男蹲便池上按扭处：贵手高抬只一按，天下妙境即可现。男厕小便池上写：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独自一人，苦战一周，一切准备停当，点上高香一柱，烟雾缭绕中，孤芳自赏……
就在此时，我郑重其事地“隆重挂牌”，牌上光明磊落地写着：今周值日王长印。
就在此时，我再一次默念自己的座右铭：大事大干，小事精干，无事“拾柴”，光添“柴火”不添乱。
就在此时，我似乎看到了母亲如获至宝似地捧着那坨牛粪往地里奔跑的背影，那件蓝布衫中包着的那颗农民盼粮的殷切的心！此时，60多岁的我又“掏茅子”了，我掏出了一个新的记录，掏出了一个新的“天地”，掏给你一个不老的儿子！
就在此时，我唤来了办公室主任某耿君，督察科长刘国昌，销售科科长、副科长，当面宣布：从现在开始，王长印值班一周，请各位批评监督。同时宣布命令：副总王长印命令办公室，从即日起，整改职工伙房，先从卫生抓起，卫生标准向我管的厕所看齐，工作精神向王长印看齐！众人惊愕，面视无语，片刻，刘耿二人高声应答：请王总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记得2008年的夏天，平原老年书协一行人到厂参观，参观将要结束时，不知谁给领队的杜振贵提示说“厕所里有文章”，老领导竟领大家去参观厕所。参观座谈会上，老领导指着我说：厕所这一套，肯定是你小子干的！我有意识地不置可否，等待他的下文。他见我只笑瞇瞇地装呆，便半开完笑地说：厕所里搞得这么火爆，有点创意，只不过……，拉长了音欲言又止。我想听他的结论，便接茬说：老领导尽管批评指正，我们洗耳恭听。杜会长接着我的话说道：厕所搞的不错，只不过有点……有点“有辱斯文”。再就是厂区、办公区却少点文化气息。他此话一出，正中我下怀，我顺势站起来借箸代筹，赶忙说：今天各位书画大师都到了，请你们来，就是补这堂课的！
当天，各位书法家挥毫泼墨，各显神通，以各种体裁，各种风格，各种方式，美化了企业文化，展示了企业精神，描绘了企业愿景。我近水楼台，向大师们求字，求得“酒仙““酒神”“酒魂”“酒韵”等大字，还有《山居秋暝》行书诗及草隶篆楷等墨宝。收获多多，感触多多。心中自诩：歪打正着掏茅厕，正中下怀鸡中鹤。又验证：庄稼一只花，全靠粪当家！
苍生天天两件事：吃喝——拉撒，吃香的喝辣的，必得尿咸的拉臭的。咸臭我一个，香甜千万家，掏茅子，不也是在行善积德吗？我不是时传祥，但时传祥在我心中，而刻骨铭心的。是娘那双捧粪的手，我是娘手中的那蒎牛粪！
想到此处，我突然忆起了毛主席的一首诗《忆重庆谈判》，诗中曾说：有田有地皆为主……，延安无屎不黄金！
作者王长印，男，1949年6月生，山东省平原县人。曾任平原县啤酒厂厂长、山东省第八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劳动模范。国家高级职业品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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