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蓉棣
我是《絮语流年》（以下简称《流年》）的第一位读者。读罢《流年》，我对作者——我的高中英语老师王慕武（又名王慕娥），愈加爱戴和尊敬。她不光是一位好老师，还是一位写手。
王老师人生坎坷，可她冰清玉洁，诉诸《流年》的情感，给人更多的是温暖。《流年》给我留下深长的感慨。我特就其况味赋诗一首——
凤凰台上凤孤行，
南下苍茫辞古城。
半世江湖遭劫难，
一生疼痛嫁才卿。
不矜门第金陵贵，
默守军魂玉烛莹。
白发又新何掷叹，
流年无愧对清明。
新时期，中国出版了一大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著作。我认为，《流年》不失为此类著作中的一部好作品。
《流年》好在内容真实可信，情感深致。自传，是个人史，它的生命在于真实，如果离开真实，自传便失去阅读和留世的价值。王老师在《流年》中，敞开心扉，不用曲笔，公开了许多隐私。她与“三哥”的情感纠葛，她与前夫江洪相识相恋相爱的经历，她与胡光勋先生重组家庭的心迹，她出席江洪平反暨追悼大会后的悲痛表现，等等，都和盘托出。谁都明白，自传写作，最大的挑战是心底情感的表达，而心底情感的表达，最容易受道德绑架，如果处理不慎，很可能会让爱情、亲情或友情受伤。对这个挑战，王老师却不回避，也不设防，这是很值得赞许的。这表明王老师写作《流年》，态度是十分真诚的。正因如此，《流年》的内容显得真实可信，而作者笔下流淌的情感，显得自然而真挚。也正因如此，我读《流年》，心底不时产生共鸣，作者悲，我悲，作者痛，我痛，作者怒，我怒，作者喜，我喜，作者忧，我忧。作者在第七章“离殇难愈”第三节“永远的痛”中写道：“江洪去世的那年除夕，偌大的一个校园，只有我们母女三人留守学校，孩子们都出去看热闹了，我佇立窗前，面对那静穆的山峦，不禁百感交集，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终于失声恸哭。”读到此处，我亦泪流满面。这是《流年》真实的力量使然。
《流年》好在写出了“大我”，人生格局较大。王老师读过华东军政大学。军政大学是中共中央军委建立的培养军队干部的大学，富有革命传统，它奠定了王老师的人生观——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奋斗终身。她的人生信念和精神力量，全然根植于此。1950年冬，她从军政大学结业后，进入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外国语学校攻读俄语专业。1952年6月学校因故停办，他遂转业地方，加入了教师队伍。她先在临安师范学校、临安工农速成中学、嘉兴医士学校担任共青团专职干部，后在嘉善中学从事教务处工作，后在乐清实验小学担任文艺活动指导，后在芙蓉中学、柳市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纵观其工作表现，一言以蔽之，就是“先进”。先进是她的人生坐标，是她的努力方向，也是她的精神动力。为了先进，她完全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安排她到哪里，她就到那里，组织让她干什么工作，她就干什么工作，从不抱屈叫苦，且为人一直低调矜持；为了先进，她拒绝心仪于她的曾担任过国民党员、国民党政府职员的“三哥”的求爱；为了先进，她三次进入浙江省团校培训，次次表现出色；为了先进，她每到一个新单位，都急着投入工作；为了先进，她为自己因前夫家庭出身不好而没有获批中共党员而悔恨、悲伤；为了先进，她带领学生开展假期务农工作，身先士卒，在田间干最苦最累的活，以至“两条腿久久不能复原，最后消肿、变黑、结痂、蜕皮”；为了先进，她敢于冒险，在全校第一个也是唯独一个，将自己的所有积蓄——600元借给校方，作为校办工厂的启动资金；为了先进，她强忍失夫之痛，全身心地投入学校宣传队活动，还指导排练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读《流年》，一位积极、进取、坚强、自信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完全可以这么说，《流年》中的“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她的人生格局，不限于三尺灶台，不限于儿女情长，不限于柴米油盐，而放眼于工作，放眼于学习，放眼于对国家建设与发展事业的真诚奉献。
《流年》好在人物事件典型，其演绎的“人间冷暖”，令人深思。“我”、“三哥”和江洪，是《流年》中的主要角色。“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培养的以翻译为职业的军人大学生，但出身门第不无高贵，爷爷是小学校长，父亲是金陵大学英文和古文教师，外兼震旦中学教学，母亲是大家闺秀，其娘家“韩道房”是秦淮河畔有名的大户人家，因此“我”是一位家庭成分不无复杂的新式知识分子。“三哥”是国民党员，是国民党政府职员，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一位带有没落王朝印记的旧式知识分子。江洪出身地主家庭，受过高等教育，虽然解放前就已投身革命，还曾是中共党员，但解放初期因一次意外事故而受到组织处分，故他是一位政治背景比较复杂的旧式知识分子。这三位人物都是“带病”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都成了革命阵营的怀疑、审查对象。事实也正是如此。《流年》除隐去对“三哥”的情况的介绍外，对江洪和“我”特别是江洪的情况作了重点记述。自然，这是一大悲剧，江洪最后死于政治迫害，而“我”不光中年失夫，与两个女儿成了“孤儿寡母”，还背上了莫须有的“伪军官太太”的罪名，差点被逼疯。这让人读出了人间的冷酷和凄凉。另一方面，作者在《流年》中写了几处人生拐点，其中两处，却让人读出了人间的友善和温暖。一件是作者和前夫因受政治歧视而赌气离职回乡后，发现自身根本没有能力在农村生存，于是迫切要求复职，而复职成败最后取决于张某的调查意见——他说好话，就庶几成功，他投井下石，说坏话，就会失败。可张某是位好人，他说了好话，因此作者与前夫复职遂取得了成功。一件是作者在“清理阶级敌人”斗争中，向学校提交了一份检查交代自己历史问题的材料，这份材料所交代的情况是否真实，最后取决于潘老师的调查意见——潘老师特赴作者的故里南京调查，他说真话，作者被停止审查、批斗就有希望，他若说假话，作者将会面临政治灾难，结果，潘老师不光说了真话，还买来一颗雨花石送给她，借以安慰她。因此，作者最终得以恢复名誉，结束了梦魇般的厄运。读《流年》，读出人间这些冷暖，不能不让人感慨，不能不让人陷入沉思。
《流年》好在个别题材难得一见，颇有史料价值。1937年底，南京失陷；1940年，汪伪政府在日寇的刺刀下粉墨登场。为笼络民心，当年汪伪政府出台了些许绥民政策，其中包括开办了“首都儿童教养院”，此教养院其实就是孤儿院。该院生存历史很短，对它的内幕，世人了解得非常有限。但作者与妹妹慕兰、慕慈因年幼失去家长而曾先后进入该院学习、生活，而作者在其间竟呆了四年之久，故对孤儿院的情况，特别是对孤儿院的黑暗面了解得比较深刻。她在《流年》中对此作了详尽的记述。她还回忆写道：当年，她与小伙伴们不时被打扮一新，作为小演员，出席汪伪政府组织的对外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充满欺骗性，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玄机，不言而明。自然，这些题材，对研究汪伪政府历史的今人而言，实为难得一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流年》好在文学品质不低。自传，从文本上看，它天生有个缺陷，由于它重回忆，重记录，重再现，与文学的核心要求——重创造、重表现，相去较远，故文学品质一般不高。但《流年》好在结构安排、题材剪裁、细节描写、行文节奏把控、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文字表达诸方面颇见功夫，因此，整体上看，它文学品质并不低。特别是细节描写、魔幻现实主义写法，其水准之高，令人难以相信。先看细节描写的例子。“三哥”心仪于“我”，“我”却拒绝了他的追求，而“我”对他最后说的话是：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你历史上是个伪军官，又是个国民党员……此事现在不行，以后也绝不可能……除非你彻底地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成为一个共产党员。17年之后，“我”和江洪出现在“三哥”面前，“三哥”趁江洪离开的瞬间，忽然向“我”探问江洪的级别，并问江洪是否共产党员，而“我”竟“一时有点愧色”。值得补充的是，那时“三哥”经过改造，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且加入了共产党，还晋升为航空测量技术工程师。“三哥”探问这个细节，四两拨千斤，情感的冲击力巨大无比，其背后的文章，大可写一部书。至于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流年》里有两处，一处是作者失去父亲，一处是作者失去前夫，这两处都写死者深夜偷偷回家探看亲人，特别是后者，作者将其情景描绘得十分逼真：“我清楚地看见他轻轻地推开我的房门，慢慢地走近我的床边，掀开了帐帘。见他穿着一套蓝色中山装，正欲俯身于我……”读到此处，读者或许会说，这就是所谓的鬼吧。其实，人也好，鬼也罢，在那个荒诞不经、黑白颠倒的年代，谁辨得清？要说答案，它尽在不言中，尽在文字的背后。
《流年》自然也有缺陷，但我不苛求王老师，不例说了。这里，恕我说几句题外话。
王老师恐怕是芙蓉山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最时髦的女人——南京人，年轻漂亮，戴眼镜，讲普通话，穿连衣裙，教中学英语，走在路上，身上满是眼晴。她给芙蓉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80年，她调往柳市中学。在告别芙蓉中学时，她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挥别了校园与那条徘徊了近二十年的溪滩堤坝，个中滋味难以言表！”从中，我读出了一颗孤独而挣扎的心。不过，往事如风，往事亦如歌，今天我想告诉王老师的是：芙蓉依然是您的家，芙蓉人依然在想念您，希望您常回芙蓉看看。
2018年元月10日于乐清马车河二马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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