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支持上海灾童教养所。上海灾童教养所，是孤岛时期由毛王瑞竹、李秋君、戚逸影几位发起成立的，专门收容战区不到十岁的流亡灾童，除在生活上予以食宿抚养外，还教他们读书识字和一些谋生的技能。
当年我们曾给予经济上的支 援。所内的教职员工中，有我们的地下党员，他们带头尽心尽力地关怀灾童的培训教养，使之健康成长，服务社会。我们离沪后，全赖李秋君等人见义勇为，竭力支撑。
李秋君是名画家张大千的入室弟子，善绘工笔仕女画，抱独身主义，是上海女子书画会的会长。她的几位哥哥都是很有线的大企业家，她毎年举行助赈售画的义卖活动，几位兄长们都竭力为之棒场。 遂以义卖所得悉数捐赠灾童教养所，真乃宅心仁厚，慈悲为怀，功德无量之士。尽管如此，灾童教养所的经济来源一直不固定、而且常常面临困境。我返沪与秋君重逢后，她知我虽饱经忧患，却不是独善其身的人，就对戚逸影说；“你去同定慧谈谈，我们邀请她担任灾童教养所的常务经济理事，请她大力支持我们的事业，看行不行。”
我慨然应允，从此每月以通易公司的资金供应该所的教养经费以及教职员工的薪资和行政开支费用。通易对灾童教养所的支援，一直维持到1948年公司宣布破产再也无力为继为止；然后我又请志皋从受李汉魂委托所保管的善后救济总署救济物资中，拨出一部分来，继续予以支援，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接管了我们代管的李汉魂移交的善后救济总署的全部物资才告终止。
第四，支持银联的活动。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成立于1936年10月，我系发起人之一，是当时参加职业界救国会活动的一批银行职工，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发起创建的以银行钱庄业职员特别是中下层职员为 对象的、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改良业余生活，提倡正当娱乐，促进服务效能”为宗旨的，公开合法的群众业余联谊团体。当年的主任委员是孙瑞璜，他是新华银行的副总经理，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也是“星二聚餐会”的成员，思想比较进步。我是副主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编写银联史的张远昕同志，当时就是我们通易公司的职工，他曾参加公司和银联各自开办的职工训练班。还有一位是徐寄庼的外甥，曾在银联主持 宣传工作。我们的通易公司从一开始就积极捐献资助银联的活动。
随着通易公司的复业，在上海租界沦陷期间被迫停止活动的银联也恢复了活动，并改选了理监事，推举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为主任，银钱业的女职工工作由中汇银行的曹振楣负责。我因奉命尽量少公开出头露面，而且那时连续三年怀孕了三个孩子，所以对银联的具体话动过问不多，只当选为监事，负责动用通易公司的资金，给予经费上的支持。我并提仪发起吸收“永久会员”，成为一次性缴纳五百元会费的永久会员之一。
第五，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位名人发起举行的为上海文化界募集医疗基金的义演义卖会。
那次义卖会是1947年中秋节晚上在市郊中央银行俱乐部举行的。记得事前是廖梦醒和许广平到我家，送来参加筹备会的请柬和一大沓要我帮助推销的高价入场券，我当即开了张支票，认购下送来的全部门票。这时正是通易公司营业极好、获利丰厚之际。 我去出席了筹备会，对这一义举表示拥护支持，愿效绵薄之力，又当场面献了一纸巨额支票。
那几天，志皋正与田汉、汪洋及公司的潘鲁岩同去台湾，筹备在台湾开设分公司，所以他没有参与这一活动。那天晚上进行义演义卖活动时，我也去了，并将几十张入场券分送给亲友们，一同前去参加。义卖会是由宋庆龄先生主持的，她带头签名卖书，情况热烈。接着第一个义演节目是由著名京剧演员金素琴演唱的京戏。
尚未开演之前，有工作人员手持郭沫若所写的条幅当场举行义卖，不料冷了场，场下沉默了约有十分钟时间，无一人出面认购。人们都等着观看义演节目，不免议论纷纷，有些混乱。我一看情况不妙，就走到后台询问：“今天义卖全部书画总共标 价是多少钱？”经办人回答说，一共只有梅兰芳、周信芳等名人的几张字画，原先大约估算可以卖多少多少钱，还指望在现场拍卖时再提高些售价的，而今第一张字画义卖就冷了场，无人认购，这下可糟糕了……我就对经办人员说：“你们今天准备义卖的那几张字画，一共打算卖多少钱，都由我全部认买了罢，台下的观众都急于等着要欣赏义演的节目，再这样僵持下去，会乱了套的。”
办事人员喜出望外，当即用话筒广播向大家报告说：“今晚义卖的几幅字画，已由一位银行家夫人全部包购了，义演立即开始！”台下立即热烈鼓掌表示欢迎，总算为郭沫若、金素琴解了围。
志皋从台湾回来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有些不高兴地批评了我，说我不小心注意隐蔽，一不该在筹备会上当众开出一张巨款的捐献支票，说并不是吝惜这笔捐献，但是太不注意方式方法，应该用几个人的名字分别开具几张支票，虽然实际上还是我捐献的钱，但不会这样集中地惹人注意了，二不该在义卖会上一时感情冲动，那个场面是有国民党特务混在其中暗地监视与会人士的“可疑”举动的，我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后台，慷慨大方地全部认购下义卖的字 画，虽然给主办者解了围，贏得了全场观众的赞，但肯定会引起暗中监视着的特务们的注意，这可是大不妙的事啊！
“牛尾聚餐会”的同人们也都去参加了那次的义卖会，他们也认为志皋老成持重，深谋远虑，不是反对捐献，而是批评我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够妥善。我事后冷静地回想，觉得志皋的意见是对的，当时自己确实是太不小心了，忘了少文同志再三嘱咐我的“勿急躁，勿暴露”的指示，好心却办坏了事。果然埋下祸种，一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就对我们的通易公司下毒手了（此事容后再叙）。
第六，支持骆剑冰主办的中国妇女文化社。从私交而论，是出于感念骆剑冰对我和志皋1942~1944年重庆冤狱的营救活动出了很大的力；在政治方面，她是经常出入于重庆曾家岩“八办”的情报战线上的老战友，自然是可信任的。所以对她主办的中国妇女文化社给予了积极支持。
文化社由渝迁沪后，志皋为骆剑冰在北四川路低价租到两所房子：一所作为中国妇女文化社的对外门市部，一所三层楼的公寓房作为骆剑冰（文化社经理）和秦德君（文化社副经理）的住所，两家各住一层，楼下公用。
中国妇女文化社开幕之日，我还特意带着女儿去剪彩棒场。这个文化社的经济来源，部分是在重庆时即已接受的好几位妇女作家买掉金戒指等私器首饰，折兑成法币作为投资的股份；迁沪后我用十两黄金投资入股，还有杨虎夫人田淑君投资了十两黄金。至于日常的周转资金，是在通易公司开了一个透支往来户头给予支持的。
这个妇女文化社，主要是供应有关妇女运动的进步书籍，以及一些女作家们所写的作品，营业状况很不理想，过了一段时间，就难于维持下去了。可是骆剑冰却不知为什么，在不召开股东会与股东们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突然宣布停业，并完全不考虑通货膨胀，将币制改革后的法币折算成原先股东们的入股资金退还给股东们。这自然引起了当时支持她办文化社而入股的不少民主大姐的不满和反对。
更不该的是，她竟不跟副经理秦德君等商量，擅自将北四川路门市部的房子出让给他人，连与秦德君合住的公寓房子也顶出去了，突然逼迫秦大姐迁居。这么大的 事，她不但不跟秦德君打招呼，连作为文化社社长的吴湄大姐（话剧明星、职业界妇女救亡会积极分子、梅龙镇餐馆东主）、重要股东的我和田淑君也毫不知情。但是秦德君和许多民主大姐却以为我们三个人是同意她如此做的，以致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误会。
当骆剑冰和秦德君为此事发生争执时，吴湄大姐来看我，提出约请骆、秦二人来当面调停，可是她二人各执己见，相互指责，彻底闹翻了。秦德君请了律师在报纸上公开斥责骆剑冰的所作所为，骆剑冰跑来坚请志皋为她邀聘律师进行答辩。当时我即将临产分娩，志皋听了骆剑冰的一面之词，认为进行答辩是正当的，岂有人家先攻击了你而不回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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