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讯时，我俩的串供果然很有效。特务们首先发话： “我们早已知道那天你去过曾家岩‘八办’，你所乘坐‘八 办’车号码我们都记下了，谅你也不会抵赖此事。你必须坦白交待，为什么去曾家岩？周恩来对你有什么指示，给予你什么新的任务？”
我就从容地按照早已准备好的口供对答，说是为了探询先夫宛希俨遗孤的情况，瞒着陈志皋前去的。
他们当然不相信会如此简单，怎奈我咬紧牙关坚不吐实，审了半天也问不出别的情况，于是又突然转过话锋说：“你所支持的上海 《毎日译报》编辑部里，窝藏着不少中共党员，所以该报尽是登载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报，这是为‘异党’作宣传，难道没有罪吗？”
我回答说：“报纸是人民的喉舌，爱国无罪，对于前线抗日的战况理应有闻必录，告诉广大读者，鼓舞抗日士 气。对于谢晋元将军率领八百壮土在上海四行仓库孤军浴血奋战抗日，以及山东战场上的台儿庄大捷，所有报纸都是大大地宣传报道过的嘛！为什么八路军在平型关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就不能报道宜传呢？如今不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时 期吗，我们这样做有什么罪呢？至于你们说报社编辑部里有中共党员，他们的脸上又没有贴着共产党员的标志，我怎么知道呢？”
他们又狞笑着转换了话题说：“好啊，你真有本事，居然能骗到杜月笙先生的钱投资入股来支持你们呢。”
我说： “杜先生是地方协会的会长，那些钱是地方协会的，不是杜先生个人的。动员他投资支持抗日宣传工作，是爱国行为，又何罪之有？不但杜先生无罪，我们也是无罪的，《毎日译报》上登载中国抗日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不但振奋国内的人心，连和我们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英美法外国友人们也都高兴，不高兴的只有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你们怎能说我有罪呢？”
他们恼羞成怒地斥责我说：“你还敢狡辩！日本人的情报说，你们是伪装爱国人士去窃取情报的中共特务。”
我不禁笑着反问：“这不是笑话吗？你们又不是汉奸卖国贼，怎么会这样相信日本人冤枉爱国者的话呢？”
我面不改色地侃侃而谈，驳斥得他们哑口无言，几乎下不了台，最后只好向我怒吼一句：“你不要嘴硬，我们会深入调查的……”第一场审讯就此草草收场了。
我被囚禁在望龙门秘密看守所内二楼的一间房内，可以眺望到嘉陵江两岸的风景，此时自然无此闲情雅趣欣赏风景。闲时就用王新衡送的黄纸簿抄写《金刚经》，硬是把十本簿子都抄完了。
军统特务在这里罗织罪名，杀人不眨眼地秘密逮捕和杀害了许多爱国人士以至无辜群众，半夜里经常会听到他们杀人的枪声，不知有多少地下工作者在这里遇害。身处这样的魔窟里，对于个人的生死安危，也就置之度外了。
在望龙门看守所时，还有一件小事情不妨顺便提及，一次，那个山东人王玉坤给我送来一包大头菜，内附一张用鉛笔写的小字条，署名为“葛修銮之兄”。字条上只写了，“昔日阶下囚，难忘开释恩，善自珍重吧，不日有好音！”我想了一阵子，才记得葛修銮是我二妹在汉口一中读书时的同学。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人民法庭公审勾结北洋军阀的战犯，葛家的人因与军阀王占元有亲戚关系而被捕受审。
当时，刘伯垂是主审的大法官，我是章蕴派去代表妇女部任陪审员的。章大姐吩咐我，根据党的政策，对主犯从严，胁从不究，不扩大，不株连无辜。所以在审问中，我们对那些只是因亲戚关系而并未参与战争犯下罪行的人，在查明真实情况后，均判无罪，予以取保释放。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当年被我们无罪释放的“葛修銮之 兄”，那时已是军统的内勤工作人员，因为听说我们即将被转解去军人监狱，可以免遭被秘密杀害之祸，为感恩而特地写字条向我通风报信的。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二妹夫妇当时远在美国，后来常以未能参与营教我们的工作为憾。我提及此事，不是为二妹争光，而是说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其政治影响之深远。
后来九弟陈石君说，当时他得知我们落到戴笠手中，凶多吉少，马上利用在白崇禧家兼任家庭医生的特殊关系，去恳求白援手相救。白冷冷地说：“这事我帮不了忙，你的嫂嫂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你知道吗？”
石君说：“我们只知道她热心于抗日救亡工作，全家都不知道她是共产党人，请您务必救救我的哥哥嫂嫂。”情急之下就跪了下来。白不悦地拂袖而去。石君坚持不起，足足跪了一整天。
大概这种申包胥哭秦廷的精神感动了白，而且白与戴之间本来就有矛盾，白答应设法从军统手中转到军方。另一方面，也因为消息已泄露出去，蒋介石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批示把我们这些被秘密囚禁的政治犯，转押国防部军人监狱，进行公开审讯。这样我们才得以转危为安。
从望龙门看守所转押去国防部军人监狱时，因为一干 “犯人”谁也没有向敌人屈服，慑于我们的一身正气，敌人还担心在路上出问题，前后均有军警车监押，戒备森严，我坐在王玉坤和李管理员中间，双手被两副手铐分别与他们两人的铐在一起，可是，心中却为得以脱离这个秘密杀人的黑暗魔窟而舒了一口气，更为安定镇静了。
党中央为了营教包括叶挺将军在内的被秘密囚禁的爱国人士和革命同志，一方面通过董必武和邓颖超等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起提案，反对特务秘密囚禁爱国人士；一方面又令刘少文会同蔡叔厚、李南香等合力开展营救工作。
我们陈、黄两家在渝的弟妹们，也以我在北伐时期的战友骆剑冰家为联络点，各自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营救我们。
志皋的弟弟陈石君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医官，少将军衔，他到军人监狱来探监，我大声地对他讲：“九弟，我身体还好，你不用管我。在这军人监狱里，女犯人是没有单间牢房的，但对男犯中的高级官员 们，是设有单间优待室的，你只要想办法把你哥哥调到优待室里去就行了！”
陈石君很难过地只说了一句话：“嫂嫂你放心，自己保重！”没过一个星期，志皋果然被转押进了优待室。
我被关在普通的女囚牢内。这是一个两间屋相通的大房 间，一共关押着十六个女犯人，除了一个机关公务人员外，大多数是文盲，都是吃的冤枉官司，没有什么政治犯。
晚上囚室内点的是煤油灯，烟火熏人。特别令人难受的是，室内放了两只很大的公用便桶，一只供大便用的有盖子，一只供小便用的连盖子也没有，臭气难闻。女犯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 病号，终夜咳嗽不止，更使我彻夜难眠。
九弟陈石君来探监后，拜托住在附近的三房堂兄陈幼丹每星期为我送一次东西来，其中有加了糖的炒米粉和生鸡蛋等食物，又将我换下的脏衣服取走，请人洗净后下次再送来换洗。难为他跛了一足，不辞辛劳地来回奔走，热心照应，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我把他送来的鸡蛋送给那老病号吃了，所谓药补不如食补，她因改善营养増强了抵抗力，夜间的咳嗽居然大为减轻，大家也因此得以安眠了。
经过了解，我得知那老病妇母子二人，本以划船运货为 生，一次因为运输军粮途中遇风暴，船在江中翻沉，军粮全都沉入江底，虽母子俩获救生还，却因赔不起损失的军粮，被抓进坐牢，已有五年之久。
我除为自己写了一份抗辩书外，也帮那位老病妇写了份申诉书，指出翻船沉粮全系不可抗拒的天灾，非人力所能预防，强调她贫病交加、无赔偿之力的苦衷。 又知她有一堂兄在重庆开设粮行，就为她寄信出去通知。其堂 兄来探监后，就觅了一位保人，将她母子开释出狱了。她出去之后，还曾托人给我送来一包炒米粉，表示谢意。
志皋（相当于少将职级）自转押优待室后，伙食很丰盛，他毎餐都把饭菜分出一半，请人送来给我，以示甘苦与共。我因有胃病，不能多吃，常将菜肴分送同牢的病号难友 “打牙祭”，增加些营养。我不只为那位老病妇代写状子鸣不平，对其他女犯在问明被捕情由后，也为她们提出申诉，分别得以公开依法庭讯，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大家都很高兴。她们知我产后体弱，纷纷主动代我做扫地、倒便桶等卫生轮值勤务。我对她们并无施恩求报的思想，只是出于忧人之忧、急人之急、好管不平的正义感和秉性，不意竟获得难友们的主动照顾，也是患难中的互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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