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少文同志来到我家，向我们叹苦经，说是由于国内棉花减产，上海各纱厂存棉不多，工厂时有停工待料之虞，真难坏了他这个纺织工业局长。
他向志皋请教有何妙计，志皋略一沉思就说：“何不动员上海的一些小棉纱厂迁移到靠近产棉区的地方去？不但能节省棉花运输费用，亦减轻了上海市许多纱厂停工待料开工不足的负担。同时，可动员已订购美国棉花储存在香港的大厂，设法冲破美蒋禁运封锁，调运些来沪，以解燃眉之急。”少文同志闻言大喜，向志皋道谢高兴而去。
未几即见报上公布，上海市内的小厂如愿内迁者，有优惠政策可予照顾的消息。荣毅仁的堂弟荣玉德，乃是爱国的小厂主，首先响应内迁号召，并告诉志皋，他堂兄荣毅仁的申新九厂，有一批美棉存放在香港，于是他们几个人商量，成立一个太东公司，与港方签一合同，先运五百大包美棉来沪。
由于当时广九铁路中断尚未复通车，而上海吴淞口的海运航线又遭美蒋封锁，只能将这批美棉用海轮先运到北方，再绕道用火车运抵上海。这样就使运费大增，太东公司做了一笔蚀本生意。虽然由少文同志亲自出面向中央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同志联系，为太东领到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向大陆进口的第一号许可证，但上面随即又通知说，外贸不许私营，因此太东公司只做了这一笔赔本生意，就未再去正式申请注册而宣告流产。
少文对志皋说：“你是救我之急，解我之困，我领你的情，非常感谢。”太东虽赔了本并不准再营业，可是通过这件事，由荣玉德而对民族工商业的带头人荣毅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个收获也是不小的。
又过了不久，刘少文同志自京返沪来看我们，非常抱歉地说，在酝酿推举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过程中，虽然我与志皋均被提名，但由于不少民主大姐们的强烈反对，我和志皋均未获通过而落选了。
我知志皋对此事定然很不高兴，但他也不好意思当场发作，只好由我对少文说：“他本来是布衣傲公卿，无意于追逐官场名利的人，当年就任国民政府中赈委特派员之职，他本不想接受，还是听了你顾全大局共赴国难的劝说，才去勉力上任的，后来派我去重庆要求辞职，也是听从恩来同志的劝导才奉命重返曲江的。如今恩来同志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理万机，昼夜为国家大事奔忙不息，我们也不敢为这些个人政治待遇的小事去上扰清听。
志皋个性过于耿直，不适合在官场政坛周旋，还是按他本人的职业专长，向政法系统归队，去学校当个法律教授吧！1946~1948年时，他因曾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坐过牢保释出来后，不准他再操律师业，他为了争口气，不也曾在上海法学院当教授兼过课吗？如今上海法律界还有不少当年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呢！”
少文说：“这学期学校已开课了，难以安排。此事请志皋兄考虑一下，耐心等待容后再议吧！”
至于我自己，自上次受到饶漱石的讽刺冷遇，心中便明白他如今高高在上，大权在握，整个华东地区都在他领导管辖之下，今后我的日子，极有可能会不大好过的。如今又听说，为了当年孤岛时期转让中华妇女职业学校和抗战胜利后骆剑冰擅自解散妇女文化社等事，代人受过，得罪了许多民主大姐，在北京的朋友们也很难替我说话。
反正我当初入党参加革命，就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和当官发财，如果为了个人利益，当年放弃无党派人士的掩护身份，参加民主党派，如今不是也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了吗？想到多少先烈为党献身的榜样，自己只要对得起党和人民，今后就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于愿已足矣！
上海解放后，许多过去长期在白区从事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很快公开了自己的中共党员真实身份，并在各级党政机关担任了高低不等的领导职务；只有我，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尚不能公开恢复中共党员的身份。但不少老领导和战友对我依然十分热情友好，勉慰有加。
我认为，自已始终忠于党和人民，遵照党组织的教导和指示开展工作，忍辱负重。参加革命本不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地位升官发财，我先前的爱侣宛希俨，贺昌同志以及无数的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们又图的是什么呢？贺昌同志原先是党中央委员、北方局和南方局的书记，在党内的职务是相当高的，但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也曾在最基层的长冈乡当副书记。
因此我总是以先烈们为榜样，觉得如今总算能亲眼看到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这已是最大的欣慰和幸福，至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和党内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们一样，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也很好吗？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几年间，我虽有时也不免心中有些惆怅，却仍能以平静的心态，一面殚精竭虑地为做好通易公司结束的善后工作而奔波操劳，一面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地参加街道社区的里弄居委会工作和救济分会的社会福利工作。跟解放前风云起伏的白区地下工作相比，这几年的生活倒是难得地安稳平静。可是谁又会想到，在此时，我个人的婚姻生活中，又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与志皋惜别分襟，更料不到从此生离死别！
志皋虽是个视功名利禄如尘芥的清高之士，但他又是个 很爱面子的人，他一方面饱受那些整天追着他逼债的债主们的轻侮羞辱，痛感世态炎凉的凄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过去为共产党帮了那么多忙，做出了那么多的奉献和牺牲，许多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今都成了领导人，而自己却只被保留了个上海市临救会的常委（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有的头衔），连个全国政协委员都安排不上，嘴上虽没说什么，心里却觉着老大的不愉快。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又忙于结束通易公司的事和外面的工作，疏忽了对郁郁不得志而处于阵阵苦闷中的志皋的关怀劝慰和照顾。
1950年大年初一，是志皋的小弟廷骧的生日，志皋因心情不好，打发金宝、彩英两位保姆带了四个儿女都去叔叔家祝寿，自己却和我两个人，难得清静地坐守在家中的大客厅里，按照中国人的旧习俗，在堂前为供祭祖先所点燃的大红蜡烛下，品茗清谈。
谈到蒋军飞机对上海的“二?六”大轰炸，志皋大骂国民党反动派无耻，指责蒋介石在下野宣告中说什么体恤人民饱受战争灾难，休兵言和，如今又来狂轰滥炸，岂不是自打嘴巴吗！他又说，已连续接到王新衡和李汉魂将军等友人的海外来信，都劝他外出搞国际贸易。如果生意做得顺利，赚了钱寄回上海，就可以保住现在所居的华山路住宅不必卖房还债了，然后把这房子腾出一半出租给别人，靠房租收入也就不愁今后全家的生活开销了。言下之意，心有所动，流露出不愿再在上海蜗居憋闷，而想到海外去闯荡，重新再干一番事业的勃勃雄心。我却苦口婆心地劝阻他，志皋听了我的劝慰后，一时亦默默无语了。
过了一段时间，不意又横起波澜，志皋终于向我坦白， 说他与彭庆修已在外面另租小公寓房，秘密同居了。
原来彭庆修因与志皋来往密切，引起其丈夫忌恨，将她殴伤后，夫妻间已正式协议离了婚。她又因替一奸商担保，向上海市军管会承包采办两万元木材，奸商交了一半木材，携余款一万元逃跑、军管会将她扣押，并查抄拍卖其住室全部家具，只得了两千五百元，仍缺七千五百元，由志皋请万康酱园垫支这笔罚款，归入志皋在通易公司的私人债务账下，才得解脱。
经过这番患难救助，两人旧情复燃，彭庆修对志皋缠绵依恋，已经到了无法分离的地步。对于钱财方面的损失，我是从不计较的，而对于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纠缠，我也只能是同情彭庆修而愿成全他们的了。
1950年春，刘少文手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同志手书来到我家，非常谦恭地邀请我和志皋去北京，书内有“共商大计”之语。又说中央为打破美蒋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封锁禁运，正秘密动员有海外关系的爱国人士，志愿外出，通过各种渠道，为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志皋当即表示，他早已有去海外重新创业的打算，并劝我同行。他说已从骆剑冰处听到一些关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等一伙人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把从国统区到延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当做“国民党特务”嫌疑，大肆刑讯逼供，造成许多冤假错惨案。他担心我也将受到类似的审査，怕我经受不住，因而力主我亦随他同去海外。
我说，骆剑冰的传言不可信，她怕，我不怕！我已经 受过1942~1944年被捕在敌人牢狱受审讯的严峻考验，难道还会害怕自己的党整风接受审查吗？我们在工作上有什么缺点错误，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教育帮助就是了，有什么可怕的，非要跑到海外去呢？我对志皋说：“你既早有此打算和准备，不妨和我谈谈你的计划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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