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沟通》中对第四个要素请求做了如下阐明：
第一、请求用正向的方式表述。比如若要提醒学生上课准时，最好对他说7点50分左右到校，而不是谁别迟到；想要让对方放松一些，最好对他说请深呼吸三次，而不要说别紧张。
第二、请求后面是清晰的行动指示，而不是模糊大概的说辞。比如不要说把房间整理干净，可以说被子叠起来，脏衣服放进洗衣机，看过的书归位到书架。
仔细辨别，我发现第二点是第一点的细化，两者的本质和引导方向是一致的。就是教人想清楚做什么，而不仅仅是不做什么。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并不清楚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但工作近二十年后方才发现，这两者大不同。
我考完大学，填报志愿时，场面十分热闹——我局促地陷在舅舅家客厅的大沙发里，低眉垂眼，一言不发。外公外婆，阿姨舅舅，还有我妈簇拥着我，问我对填报志愿有什么想法，我分数不高，话语权不多，内心对前途方向也不明朗。大半天嚅嗫一句：我不想学数学了。于是我舅帮我排除了好就业但需要学数学的会计专业。然后选了好就业又不需要学数学的护理专业。
正真进了大学校门没多久，我才认识到世界上有比数学更让我厌恶的课：生化、病理、西医诊断等等等等。然后我又重新确定了人生方向：以后绝不当护士。
其实，整个大学我都很努力，为什么用其实这个词呢？因为我的专业课成绩都不是很好，但我的时间大部分用在了学习。上图书馆，进自习室，投稿发表，参加各种演讲比赛，甚至在一个让人昏昏沉沉的午后，我还接受了院报记者的专访。访问内容被组织成一篇名叫朴素的阳光——记写作者姚瑶的人物访谈录，发表在院报上——而今四十岁的我回忆这段，竟发现那时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我现在的任何事都不足以登到如今供职的学校的校报上。
临近毕业那年，我像一个孤勇者那样，执意不向医院递简历，执意不接受已经到手的offer，而是写了洋洋洒洒地求职信给某学校人事处的老师。经过面试。我被录用了。我终于走到了不做什么的道路上。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只清楚自己不想做什么，却没有想清楚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我做了很多尝试，有得有失——考过心理咨询师，众筹过樊登读书会，筹建过拆书帮分舵，写过专栏，当过签约作者，学过思维导图，开发过儿童读写课程。但在体制里头，这些不是什么傲人的经历和资本，而是不务正业的标识，躺平的信号。
领着一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薪水，除了非常用心的教学（这是我喜欢和擅长的事，好像没办法降低标准去做），不报课题，不主动参加各种名目的比赛，不受领导差遣，基本实现精神辞职，熬过每年零星几个填报优秀成果的日子，还是很快乐的。
但是我仍然绕不过“我究竟想做什么”的问题。我现在不羡慕教授博士，但很羡慕那些一心读博，一心评教授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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