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叫王玉琳,出生于一九零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属相大龙。老爷爷王会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王玉璋,爷爷是王会的次子。
爷爷出生在晚清末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完败后,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人民大众的苦难日益加深,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进一步走向危局。虽然身处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但爷爷还是从不断加重的苛捐杂税中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
1906年4月,连接北京与汉口的铁路干线“京汉铁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不到两岁的爷爷在母亲的怀抱里与村子里的农民一起跑到村子北面的铁路旁观看火车。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中,一条长如巨龙的庞然大物,喘着粗气,冒着白烟,汽笛轰鸣,缓缓地冲了过来,绕过村子向西南方向驶去。这个场景给爷爷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爷爷经常给儿孙们讲,火车不是个好东西,不但汽笛聒噪,还撞死了村子里好几条牛;火车不是个好东西,让小日本很快来到了咱家乡。爷爷说,日本人就驻扎在村西南的漳河桥边儿,经常到村子里来偷鸡摸狗,祸害村民。南来北往的火车带来了南来北往的人,在便利交通和物资运输的同时,也使得封闭落实的农村得以见识到比较先进的东西。
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清帝退位,辛亥革命,民国成立,政权纷争,民不聊生……处在偏僻乡村的少年爷爷并不知道这些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进了学堂开始读书学习,通过接触“袁大头”逐渐知晓了国家政权的变化、人民的疾苦。从学堂肄业后,爷爷与家人一道秋种夏收、耕田劳作,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1918年,爷爷经人介绍认识了东小屋村孙氏。孙氏为东小屋村大户人家,注重读书学习,族里有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担任地方高官。我四舅老爷知识渊博,为人严谨,戴一副近视眼镜,十分斯文,解放后在村里学校担任教书先生。因为家族显赫,土改时孙氏家族被定为地主,屡次受到批判打击,家族逐渐衰落下来。
爷爷与孙氏婚后不久就自立门户。两口子男耕女织,相依为命。经过多年的辛勤积累,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时,爷爷拥有了一些骡马大车等生产工具,因此被村上定为中农户。爷爷虽文化不深,但好自学,劳动之余读书认字,学习不辍。爷爷尤其擅长珠算,乘法、除法口诀,“狮子滚绣球”、“凤凰双展翅”等等技法十分精熟,经常向儿孙们展示双手珠算技艺。成立生产队时,爷爷被推选为小队保管员,在这一岗位上爷爷兢兢业业,没有出现任何差错。爷爷对农活儿十分在行,扬场、放滚、耧犁锄耙,样样精通,是一个农业老把式。
爷爷一生为人忠厚老实。与孙氏婚后共生育了六个子女。其中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为我父亲王义,一九二四年生;次子王田,一九三七年生,属相牛,一生务农;三子王亭,一九四零年生,属相龙,在天津河北工学院读大学期间参军入伍,后专业到承德地区生产资料公司工作,任公司经理、党委书记;长女朋的,成年后嫁入讲武城镇朝冠村;次女青的,嫁入岳城镇岳城村;三女迎春,嫁入时村营乡陈庄村。由于家庭出身中农,两个大一些的姑姑嫁入的家庭成分均为中农以上,孩子们的婚姻受家庭出身影响颇深,有几个孩子直到中年才娶上媳妇。
一九四三年,奶奶因病去世,我三叔王亭只有三岁,偌大个家庭交给嫁入我家的母亲操持。一九五五年,二叔王田与岳城公社小庄村靳氏结婚后不久,大家庭进行了分家,五十二岁尚能劳作的爷爷跟二叔王田生活,还在上学读书的三叔王亭归我父亲供养。爷爷心性平和,生活简朴,不在乎吃喝,身体一直很健康。除了做一些农活外,还帮着二叔照料孩子。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二叔共生育了四子二女,都是爷爷帮着看护长大的。爷爷上年岁后,生活一切自理,没有拖累家人。一九八零年前后,在爷爷的大力帮助下,我整理了王氏家谱,使后人能够了解王氏发展的起源和脉络。一九八四年农历正月十六晚,爷爷睡觉中突发脑溢血去世,可以说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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