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我说，亲爱的，你在吗/在或者不在/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
春尽江南
女主角秀蓉（后改名家玉）的出场就是自己人生的关键转变，在招隐寺，依旧是19岁。从封面到第正文的第七句话，浓重的宿命感扑面而来。
1989年，19岁的家玉遇到了上海来的诗人端午，他们阴差阳错的共度良宵，天明时，诗人事了拂衣去，还趁家玉睡觉偷走了她身上仅有的零钱，从此再无联系。
一年后重逢是在一家金店，家玉和警察未婚夫买结婚用的金器。接着就是家玉的不辞而别，然后是家玉和端午结婚，然而端午结婚的第二天就开始琢磨着离婚。
正文故事是从两人婚后的差不多二十年开始，也是两人作为夫妻的最后一年多，也是家玉死前的一年多。
像很多电视剧里的现代家庭一样，人到中年，一堆事情，老的不安分，小的不听话，事业不算顺，他们疲惫而麻木的维持着这个家的表面和平，私下里也许是肉体出轨，也许是精神出轨，总之必须要在外面找一些精神寄托。
主线故事是谭端午上了小破中介公司的当，刚买的房子被人合法霸占，谭端午沟通不来，家玉以一个律师的能力去沟通居然也败下阵来，后来他们找了各种人，最后在拖了一年多后还是靠黑社会文明地摆平了这件事情。
在处理这件事中登场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或宏伟、或渺小、或猥琐的过去和未来。
在房子问题解决后不久，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富豪守仁被人谋杀了，家玉被确诊了癌症末期，她偷偷隐瞒了所有人，离了婚，走向心中的圣地——西藏。
随着这两人的先后死去，小说在长达24万字左右的叙述后戛然而止。
看第三部一直是细细索索的小故事，没有第一部时代巨变时的精神探索，没有第二部文化动荡时的梦想追求，仿佛一下子从云端回归了生活的柴米油盐。
开篇就是90年代的良好发展，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理解这样一篇小说在江南三部曲中的意义是什么。难道纯粹是为了展现改革开放后的良好江南风貌，以此了结先人遗志？
我接着又读了第二遍，开始去细看人物：
江南
谭端午，如果把他当做一个符号去看，那他就是那个时代保持清醒冷眼旁观的代表，可是如果把他放在小说里当做一个普通人去看，那希望所有女孩子都不要遇到这样的男人。
谭端午继承了前两部里属于他祖辈的遗志，和文人特有的浪荡，可是他空有想法，对于80-90年代迅速转型发展的脚步他没有跟上去，他完全是批判着与之共存，这像一个很老派的词“愤青”，他房子被霸占都是媳妇来出头摆平，他总是过着“事与愿违”的日子，他不愿意去面对社会，不愿意去变革，他躲的那个地方志的办公室，对他而言像极了一个世外桃源。
反而他的媳妇家玉性格更多的继承了前两部，她的敢想敢做像极了他的奶奶秀米，她的细腻和放肆又像极了姚佩佩，她积极努力，每一步都不肯落下。她又纤弱敏感，她看上去张牙舞爪，可是在面对房子被霸占时，她找来找去只找了一个基层警察帮忙，在决定起诉的时候她甚至都不敢动用私人法律关系。这些性格为她的职业带去了障碍，作为一个律师她总是在读卷宗的时候愤世嫉俗，泪流满面，这显然是不符合职业要求的。
吉士是个势利的文人，仕途越走越宽，内心越来越窄。
绿珠是谭端午的好友的侄女，是一个生在九十年代，心却属于八十年代的诗人，她可以把所有版本的《荒原》倒背如流，她天真、世故、善解人意、不讲情面，她是个矛盾体，她还是个想要自由的富家女，内心和时空的错位使她终日抑郁，找不到方向。
守仁是个目空一切但又圆滑狡诈的暴发户商人。
王元庆是个疯子，是谭端午那个同母异父的大哥，他虽然不是谭功达亲生的孩子，可是他的每一步都踏在了谭功达的脚印里，他的花家舍，他的精神病疗养院，都和那个桃花梦如出一辙。
冯延鹤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人代表，可是死了儿子之后，他连抚养孙子都是个问题，他和儿媳妇的相处被放大了一万倍摆在台面上供人观瞻。
可是这些人聚在一起却又是另外一些景象，他们一拨是人，另一拨是非人；一拨是富人，另一拨是穷人；一拨是老实人，另一拨是随机应变的人；一拨是正常人，另一拨是疯子；一拨是活人，另一拨是死人；他们一拨人谈政治、谈军事，一拨人谈文学，偶尔那波谈政治的也会凑到文学这边来，他们在谈文学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副纯净的少年模样。
他们在虚无、软弱和羞怯中苟且偷生，在恐惧与厌倦中进退维谷。
他们试图“参悟人生”，他们用各种放荡、各种享受、各种无所谓、各种修养来试图证明“世人皆醉我独醒”，可是放不下的金钱和“参悟人生”是相悖的，他们都是纠结的一群人，他们用文学掩盖了谈论政治和金钱时的丑恶。
我想这是他们一直愿意和谭端午这样的文人愤青做朋友的原因吧，他们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试图控制一下迷失的自我。
格非老师是学者型作家，这使得他的小说里的人充斥着学者的影子，作者借他们的口谈政治、谈艺术、谈哲学，每一样都是高深莫测，都一样都透着一些宿命论。
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里的宿命论是时代注定的悲剧，那第三部的宿命论我真的觉得有点牵强了，就是那种二十一世纪飞速发展的科学和宿命不配的感觉。
尤其是守仁在被谋杀之前和家玉的那场对话。
守仁和家玉是那一大帮男男女女中唯二两个梦到过下雪的人，他们聊这个梦的时候，守仁说这个梦不好，后来不久守仁就被谋杀了，而恰巧就在不久前家玉也被确诊了癌症，并且已经开始转移。
这段我甚至觉得有些故作姿态了，为了宿命而宿命？
宿命是和文人的敏感思维、想象能力密不可分的，但是这种宿命论放到二十一世纪就真的挺“丧”的了，《春尽江南》处处透着的诗人的敏感，那种宿命的感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么和时代不符合的气质，作者到底想说明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又读了第三遍。
婆媳相处、教育孩子、法律纠纷、社会管理手段、无业游民、黑社会、诗歌、精神病院、花家舍淫窝、底层警察、谋杀、环保、死亡、暴发户、诗人……
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春尽江南》的核心故事：这些人将自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人流里，他们试图抓住每一步机遇，一步都不落下，却个个难掩孤独寂寞的内心，曾经的乌托邦成了不合时宜的酸腐。
小说最后十几页，绿珠和谭端午谈论香格里拉，绿珠说：正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才叫乌托邦啊。谭端午冷冷的说：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
我忽然对那种宿命论有了一种释怀，那是桃花梦注定梦碎的宿命。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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