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义文稿】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发生了从“以宗主为本”、“以君主为本”到“以资为本”再到“以人为本”的历史演进。围绕社会核心价值观本质的演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考察这种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构建思路，希冀对当前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有所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价值观；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更为根本的是文化的复兴。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本质和灵魂，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去考察、反思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进，从中找出核心价值观发展变化的顺逆之道，顺而治之而非逆而行之，对今天处在伟大复兴历史关口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研究社会核心价值观，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社会的分类。如何对社会进行正确的分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概念的出现早于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首次使用社会形式的概念，是在1845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①一文中。在接下来的1846年，马克思在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批驳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时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社会形态概念，是受英国农业化学家J·F·W·约翰斯顿“地质形态”概念的影响。在1851年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论述革命危机时代，人们总是借助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来达到他们的革命目的时使用了社会形态概念①。之后，在1857年10月—1858年5月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时，马克思再次使用“社会形态”概念。到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更是对社会形态作了系统的理论表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
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用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并发展其社会形态理论的。概括地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第一，社会形态主要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来说的，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的自然的、历史的过程。
①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669-670页） 第二，从经济纵向发展的视角看，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纵向发展的视角上看，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大体说来，可以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Feudal）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当然，对社会形态的划分不一定以单纯的经济视角来划分，但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也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换使用。
第三，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来进行不同的划分。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程度的视角看，可以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和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二
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指导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利润；在封建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地租；在奴隶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都表现为为主人的无偿劳动。所以，马克思说：‘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3〕另一方面，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上看，“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和生产资料一起作为主人的财产而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成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奴隶；封建社会的劳动者则仍然占有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具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地主对劳动者的剥削除了通过掌握土地所有权获得地租之外，还必须借助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4〕因此说，等级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方式中最本质的东西。建立在等级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其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这两大特征。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
中国的封建社会可分为封建领主社会（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和封建地主社会（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之前）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表现出因循但递进的发展特征。
任何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都有一个原生点，这个原生点就是“能生长成大树的种子价值观”〔5〕，亦即价值本质。中国封建领主社会价值观的本质是“以宗主为本”，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着如何为宗主的利益服务而进行制度设计和宣化教育的，最终形成控制整个社会运行的庞大意识形态系统。
西周封建领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周礼》这部著作中。《周礼》中的“礼”不仅包括仪式、礼节，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同时也是一种基本价值准则、一种行为规范、一种制度。如果说，宗法制和封建制的结合是周朝的“立国之基”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礼”则是周朝的“治国之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人们把周朝的治国理念称为“礼治”思想，并把他与“法治”相对应。实际上，西周的“礼”是调节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规范，而“刑”则是用来调节贵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规范，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见，西周的礼治之中是包含法治思想在内的，是礼治与法治的结合体，其核心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
那么，西周的“礼”包括哪些核心内容呢？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其概括为：亲亲、尊尊、贤贤、男女之别。在以周天子（宗主）家族利益为价值原生点上成长起来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即“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又被“周礼”这一总概念所统摄。在这些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下，周朝出现家国一统、王天下局面。王国维指出：“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6〕
西周之后，随着周平王的东迁，中国社会进入“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利益格局大调整、政治权力再划分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这一局面在为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营养的同时，也为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广布流传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和广阔的思想空间。“百家争鸣”的结果，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地主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内涵在儒家思想之中的价值观，也逐步上升为封建地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封建地主社会价值观的原生点是“以君主为本”，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利益导向和价值观设计都是为君主服务的。儒家的学说，强调等级观念，强调礼治，强调“三纲五常”，把本来属于家庭伦理范畴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上层意识形态，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说到底，“五常”之中只有一常，那就是“仁”；“三纲”之中只有一纲，那就是“君为臣纲”。一言以蔽之，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就是“以君为本”。
与中国封建社会相比，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只是走到了相当于中国封建领主社会阶段，因为没有系统的像儒家学说一样的价值体系的支撑，因此没有能够向封建社会更高阶段的跃升。而这却恰恰为资本主义在西欧发轫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大约出现在明中期，但是迟迟未能冲破封建文化的束缚。中国处在经济与文化博弈中的时候，西欧的资本主义已经悄然上路了。
三
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在这一社会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其社会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的价值本质是“以资为本”。“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理解的最后一个探索阶段，即马克思在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并数易其稿最终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科学剖析。”〔7〕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剖析，简单地说，可以用如下资本流通的公式来说明：G-W-G′（G代表货币，W代表商品，G′代表增值的货币，G′=G+△G）。该公式体现了资本的本质在于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适用于各类资本的运动，所以也叫资本总公式。由此可见，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的本质则是通过创造一种资本家可以无偿占有和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制度体系来保证资本增殖最大化的顺利实现，其实质在经济层面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政治层面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在文化层面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愚弄，在生态层面上是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用一句话来概括：资本主义是被资本绑架了的社会，其发展和前进的动力源是资本增殖的欲望。在这里，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储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储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的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8〕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以资为本”，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必然围绕“以资为本”进行建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其实就是“以资为本”的价值本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展开。
第一，“以资为本”在经济层面上表现就是“资本增殖最大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础的核心价值观。从理论上说，“资本增殖最大化”的要求是：纯粹的私有制、纯粹的市场经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绝对的贫富分化。但是在实践上，纯粹的私有制和纯粹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资本增殖最大化”理论要求和实践约束之间的差异性，为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本质和表象的分离创造了空间。
“资本增殖最大化”衍生价值之一：私有化，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资本增殖最大化”要求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私有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力为特征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也强调，在生产工具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即在私有制条件下，将能最大化经济的生产力，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法规制度来确立和保护私人财产，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资本增殖最大化”衍生价值之二：“自由”，即自由主义之自由。为了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资本需要统一的自由的市场，贸易自由，生产自由，以及以最低价格购买劳动力的自由等等。这种自由，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造成人与人之间日益尖锐的不平等。当自由成为通往不平等的道路、成为人的异化肇始的时候，这种自由就必然是异化的自由。
第二，“以资为本”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个“以资为本”的社会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逻辑结论。而在实践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护？在工人阶级日益觉醒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采用代议制、选举制等一系列措施，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应该指出，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实践也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第三，“以资为本”在文化层面的表现是：拜金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为了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资产阶级文化披上了理性主义的外衣，并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产品；而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以非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物质化堕落，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理想的没落，拜金主义已经赤裸裸地展现出来；随着资本主义逻辑在全球取得霸权，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矛盾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拜金主义更是堕落成“寡廉鲜耻”的“消费主义”。在消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只考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不管它是无聊还是有害；资本主义无视‘无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使它是必需的”。〔9〕这种堕落，一方面标志着资本主义文化已发展到“由盈转亏”的界点，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崛起吹响了号角。
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而进行制度设计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生点，那么，在此原生点上可以生发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的“硬问题”。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上看，我们对这一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这一深化过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从片面地追求计划经济——到片面地追求公有制——再到追求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双价值目标——再到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提出，历经近百年的历史。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是经济问题，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上，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本质被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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